蟹壳青的天被江雾揉得发灰,太阳像只没煎透的鸡蛋,贴在江面慢慢升温。舢板窄得只容三人并坐,老鬼把橹摇得吱呀响,水声“哗啦——哗啦——”像给世界打拍子。我摊开那件湿透的布囊,天青釉胆瓶安稳躺着,釉面凝一层水汽,像美人刚哭过。小孔雀用衣角蘸江水,轻轻擦瓶身,擦一下,血沁纹便显一分,活像旧疤被重新揭开。
我摸出蜡封账纸,火漆早被江泡烂,展开却还算完整。洋文字迹密密麻麻,落款处一枚朱砂私章——“贝嘉禾印”,正是贝润生老子留下的老印。老鬼眯眼瞅:“凭这单子,能把贝家钉死在海关木桩上。”我点头,却心知上海是洋人的上海,想钉贝,得先让舆论炸锅。我把账纸重新用油布裹了,塞进空煤油罐——罐口用蜡封死,外头再包一层破帆,成了简易浮包,万一有变,扔江里也沉不了。
日上三竿,舢板靠岸,是一大片芦苇荡。苇叶早被春风吹得尖利,划脸就是一道血线。远处散落几间泥墙茅屋,炊烟斜歪,像病汉的炕。我们踩着淤泥上岸,脚底“咕唧”作响,一群水鸟扑棱棱飞起,掠过初升的太阳。
老鬼说,这里属宝山地界,离吴淞炮台二十里,官兵懒得来,是“跑单帮”的转运窝。我们钻进最深一间茅屋,屋顶塌了半边,炕洞里却冷灶犹温,显是昨夜有人。小孔雀捡把干柴,煤油灯油剩半壶,她泼在柴上,火苗“轰”地窜起,把我们三人影子投在泥墙,晃得像鬼戏。
我脱下湿褂,在火上烤,肩头枪伤被江水泡得发白,一烤才又渗血。小孔雀从包袱里掏出针线包,竟要给我缝伤口。我咧嘴:“方大小姐,你缝瓷我信,缝人肉也成?”她眼都不抬:“瓷要接缝,肉更要接缝,闭上鸟嘴。”针尖穿过皮,我疼得直抽,却闻见她发间水汽,带着江风的盐味,心里一荡,疼也轻了。
伤口缝罢,她把绳线缠在蜡丸外,与我商量后路:“张纸不能放身边,得先送出去。”老鬼插话:“我在镇江府有旧友,开报馆,专骂洋人,把这单子给他,明天就能见报。”他说的是《江河日报》主笔顾执中,笔名“顾大刀”,专砍官场丑事。我点头,却担心路上关卡:“贝家一定封江搜船。”老鬼笑,从怀里摸出一只“浮包”——橡木芯外裹桐油布,塞账纸后封口,再抹融蜡,可浮水三日不沉。“我走内河小划子,夜行晓宿,三日夜到镇江,保准把信送到。”
我掏出仅剩的三块大洋塞给他,老头也不推辞,把掌心雷压箱底弹留一颗给我:“关键时,给自己留条路。”说罢,他扛着浮包,叼着半截雪茄,钻进芦苇深处,背影瘦成一把老铡刀,却仍能劈风斩浪。
午后,我们补觉,却被一阵“咚咚”敲门声惊醒。门外是个十三四岁的放羊娃,赤脚踩泥,手里举张破报纸:“哥哥姐姐,可有‘大上海’邮票?村里先生收集,一张给五个铜板。”我瞄去,报纸是前两天的《申报》,头版大标题——“贝府火灾飞贼疑云,燕子李三成焦尸?”旁边配了张模糊照片,一具烧得蜷曲的黑影,身高与我相仿。小孔雀抿嘴笑:“贝家替你发丧呢。”我心里暗骂:老子命硬,偏不让你们如愿!
我掏出怀里那片“血沁瓷片”,用石头在背面刻了个歪歪斜斜的“三”字,又向放羊娃买张新发行的“民国船舶”邮票,贴在瓷片背面,拿火漆封了,交给娃子:“送给村里先生,就说是江上漂来的,谁问都别认。”娃子欢天喜地跑了。小孔雀挑眉:“一片碎瓷,能起什么浪?”我笑:“瓷片虽小,能割喉。等着看。”
黄昏,芦苇荡起风,茅屋门被“哗啦”撞开,一条黑影扑进来——竟是个浑身湿透的年轻学生,剪西式分头,怀里抱着蓝布包。他抬头,目光灼灼:“两位,是报上说的‘燕子’?”我警惕,小孔雀袖中匕首已拔出。学生忙道:“我叫周永年,奉贤师范的学生,村里先生叫我找你!”原来放羊娃把瓷片给老师,老师认出“血沁纹”是官窑特征,又听学生读过“燕子李三”传说,便差他来问真假。
我盯他两秒,忽笑:“想不想看更大的官窑?”他眼睛顿时亮成火把。我带他到江边,把空煤油罐从水里捞起,打开油布,露出天青釉胆瓶。周永年双膝一软,差点跪地:“这……这是汝窑?!”我竖起指在唇:“想活命,别嚷。”
学生毕竟血性,当场从怀里掏出本《新青年》递我:“若两位真与贝家作对,让我们帮忙!奉贤师范有油印机,可以翻印蜡封账纸!”我与小孔雀对视,均看到对方眼里的火——舆论的火种,终于找到了干柴。
当夜,我们随周永年潜到奉贤镇外一座废弃祠堂。里面竟藏着台手摇油印机,墨辊、蜡纸、白纸,一应俱全。学生们点煤油灯,灯罩擦得雪亮。我把账纸铺平,由“印刷能手”周永年操刀,一笔一划刻写蜡纸。小孔雀手稳,负责摇机,白纸“沙沙”送进,墨辊“吱呀”压下,一行行黑字便像白蝶破茧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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