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账风波:坚守与清白
本以为一百万元的账目问题查清了,这事就能结束,可没过两天,检察院的张科长就又找了覃允鹤谈话。张科长四十岁左右,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熨得没有一丝褶皱——那西装是他一九八八年考上检察院后,特意托人在市里的裁缝店做的,至今还保养得很好。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擦得透亮,表情严肃,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干练,让人不敢轻易懈怠。
他坐在覃允鹤对面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文件夹——文件夹边缘有些磨损,是一九**年检察院统一配发的办公用品,指尖在文件夹上轻轻敲着,沉默了几秒才开口,语气严肃得没有一丝波澜:“覃允鹤,经过我们跟你们公司总经理的私下交流,结合目前掌握的情况,决定对你在运销公司任职五年期间的所有账目进行彻查,从最早的供货合同到最近的回款凭证,一页都不能漏,必须核对清楚,不能有任何遗漏。”
覃允鹤愣了一下,手里的笔差点掉在桌上——那支笔是一九八七年他升任运销经理时,公司发的纪念钢笔,笔帽上还刻着“业绩突出”四个字。他刚想开口问“为什么还要彻查”,张科长又接着说:“另外,从今天起,你每天都得待在招待所里,不能外出,连给家里打电话都要在我们的监督下进行,主要是怕你‘串供’,影响调查进度。”
张科长顿了顿,看了覃允鹤一眼,语气稍微缓和了点:“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比如换洗衣物、买日用品,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合理要求,也会定期跟你家人沟通,让他们放心。”
这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覃允鹤心上。他想解释自己不会串供,从一九七八年进寨里煤矿运销科,到一九八六年当上运销经理,十几年里他从来没做过亏心事,没必要串供。可看着张科长严肃的表情,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能配合调查,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清白——此次彻查的,正是他自一九八六年升任经理至当时(对应后续财务报表年份一九九年)任职五年间的账目。
接下来的四十几天,成了一场漫长的煎熬。检察院的人把运销公司五年的账目都搬到了招待所的会议室,满满当当堆了一屋子。从一九八六年的原始凭证到一九九一年的财务报表,整整装了二十多个档案盒,每个档案盒上都贴着泛黄的标签,写着年份和内容,堆在墙角,快到天花板了——其中一个档案盒上还留着一九八六年洪水时的水渍,是当年覃允鹤冒着雨从仓库里抢出来的。
他们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开始查账,中午只休息一个小时,吃的是食堂送来的盒饭,米饭偶尔还夹着几粒沙子;下午一直查到六点多,有时候晚上还会加班,会议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那盏白炽灯是一九八五年招待所翻修时装的,灯光昏黄,还时不时闪烁两下。办案人员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核对供货合同和回款凭证,对着老旧的计算器录入数据,时不时要翻出原始单据确认;另一组负责整理火车大票和出入库单据,把一张张泛黄的票据按日期排序,用生锈的夹子夹好。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连喝水的时间都很少。
复印出来的火车大票堆了有一米多厚,摊在地上占了半个房间。每张票上都用红笔密密麻麻地写着批注,比如“核对合同号”“与财务账第89页对应”“需确认吨数是否相符”“联系客户核实收货情况”,有的票据上还贴了小纸条,写着“待确认”“已核实”。那些火车大票上印着发煤日期、到站和吨数,最早的一张是一九八六年冬天的,边缘已经脆得一碰就掉渣,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那是覃允鹤刚负责对接煤矿时,发的第一车煤的票据,他一直当宝贝似的存着。
覃允鹤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凳面是硬木板做的,上面没有任何软垫,硌得他屁股生疼,每隔一会儿就得挪一下身子——那把凳子是一九八三年招待所开业时买的,凳腿都有些松动,每次挪动都发出“吱呀”的响声。他不能离开会议室太远,只能在门口附近走动,随时等着办案人员提问。
他看着办案人员一页页翻、一笔笔核,眼神专注,不敢有丝毫懈怠。偶尔被问到某个业务的细节,比如“一九**年三月给东风钢铁厂发的那批块煤,为什么单价比平时低5元”,他都能准确说出对应的合同编号——甚至能记得当时签合同的会议室是公司三楼的小会议室,窗户朝东,上午能晒到太阳,那天王总还带了一箱苹果过来,红彤彤的,大家边吃边谈,气氛很融洽——还有当时的市场行情,这也是此次查账中重点核对的业务细节之一。
“张科长,那时候块煤行情不好,全国的块煤价格都在跌,比一九八八年降了快十个点。”覃允鹤看着张科长,语气平静却坚定,“东风钢铁厂那边又收到了其他供应商的报价,比我们低3元,他们都快跟别人签合同了。他们是咱们的老客户,从一九八六年就开始合作,要是丢了这个客户,后续的损失更大,不仅是这一笔生意,还有后续的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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