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井人 第1章 北大井人（序）

北大井人（小说?前序）

一九八七年阴历五月十三日，一场机电事故彻底终结了寨里煤矿的命运。事故的起因，是上级安排的井下排水试验 —— 按照计划逐步关停排水泵时，最后一台泵停运的瞬间，井下水位突然暴涨。工作人员紧急启动备用水泵，却因电路故障陷入瘫痪。为确保井下人员安全，领导当机立断下令撤离，矿井随之停产。谁也没想到，这场本为降低设备损耗的实验，会因突发停电，让这座矿井永远失去了复工的可能。

寨里煤矿曾是原煤炭部统配单位，隶属于淄博矿务局，下设北大井与东立井两个生产井口，年产量稳定在六十余万吨，在薄煤层矿山中成绩格外突出。其中北大井的历史远比煤矿本身更久远，早年它有个更鲜活的名字 ——“大荒地”。清末时，这里还是达官贵族跑马消遣、商贾云集交易的热闹地，归当地乡绅 “王小官” 所有，后来因后人经营不善，才渐渐萧条。直到当地人在周边山坡发现煤层，零星的手工开采才在这里悄然兴起。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朝政府签下不平等条约，山东半岛落入德国殖民势力掌控，德国人随即盯上了 “大荒地” 的煤炭资源，于清末启动了机械化开采。可没等大规模投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山东半岛的管辖权被转交日本，这片矿区又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资源的据点。当地至今还流传着 “德国人铆了‘三大架’，日本人建造了‘洗煤楼’” 的说法 —— 德国人仅搭建起矿井的基础生产架构，便匆匆撤离；日本人接手后，不仅建起洗煤厂疯狂开采，还在井下设立临时衙门与拘禁所，用暴力震慑劳工，彼时的矿工们，每天都在饥寒与恐惧中挣扎。过度开采终酿惨剧，一九三五年阴历五月十三日，矿井突发重大透水事故，五百三十六名劳工葬身井下，消息震惊国际。因当时技术落后无力治水，矿井自此被彻底封存。

时光流转至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特意向周恩来总理询问 “大荒地” 煤矿的现状。周总理机智回应 “正在开发”，既维护了国家形象，也为后续的资源利用埋下伏笔。随后，周总理责成煤炭部核查 “大荒地” 的具体位置，最终确认其就在淄博矿务局辖区内。为兼顾国际影响与资源开发需求，煤炭部决定启动治水复产工程。经过数年艰苦施工，沉睡了四十三年的矿井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投产，并被命名为 “北大井”。

令人唏嘘的是，两次改变矿井命运的水患事故，都发生在阴历五月十三日 —— 民间传说这是关羽磨刀的 “凶日”。这种巧合很快被封建迷信分子利用，所谓的 “大神” 们游走乡里，煽动乡民摆供品、烧香火祭祀上苍，不少人甚至跪地拜佛祈求平安。可事实上，命运从不会因祈祷而改变，若不依靠双手努力，再虔诚的祭拜也无济于事。

一九八七年事故发生后，淄博矿务局领导班子迅速行动：一方面第一时间向煤炭部汇报情况，争取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同步展开自救 —— 先组织人员安全撤离井下，再挑选骨干力量准备接管新建矿井。考虑到大量职工面临失业风险，班子最终决定扩大原寨里煤矿服务公司的规模，在原有人员与项目基础上，对全矿干部职工进行分流安置：一部分调往新矿继续从事煤炭生产，另一部分则留在原地，通过服务公司的项目实现再就业，确保平稳落实煤炭部关于寨里煤矿 “下马” 的决定。

寨里煤矿是改革开放后，煤炭部首个明确 “下马” 的国有企业。当时，让下马企业转向第三产业、为核心生产企业减负，是国家推动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每一项安置方案都直接关系到职工的生计，各级组织不敢有丝毫懈怠。矿务局最终决定，在原寨里煤矿服务社的基础上进行扩编，不仅要安置两千八百余名分流员工，还要承担三千五百名退休职工的医疗报销事宜，同时解决待业知青的就业问题。如此繁重的任务，原服务社的小型领导班子已难以胜任，扩建领导机构成了迫在眉睫的事。

原寨里煤矿服务社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由原寨里煤矿党委副书记张士祥牵头创建。彼时，张士祥主动 “高职低就”，放弃了副矿级的待遇，牵头组建了这个科级单位的领导集体。在煤炭系统内，张士祥本就是个传奇人物 —— 二十三岁就出任副矿长，是当时全国煤炭行业最年轻的副矿级干部，既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又正值年富力强的黄金时期。矿务局正是看中他的能力，才调他担任寨里煤矿党委副书记，并主持服务社工作。面对无设备、无资金、无项目的 “三无” 困境，张士祥没有退缩，他带领百名老弱员工与待业知青，从最基础的运输业务做起，短短两年就实现了自负盈亏。更难得的是，他还依规自筹资金，为退休家属工发放养老金，多次获得上级部门的表彰。正是张士祥与团队打下的坚实基础，为后续企业的成功转型铺好了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