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我的1949从农村开始 第325章 母亲的阵地

街道居委会那间不大的办公室，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漩涡中心。外面世界的狂风巨浪，在这里被折射成无数尖锐、琐碎而又令人心力交瘁的碎片。李秀兰的办公桌前，从早到晚都围满了人。

有手臂上戴着崭新袖章、满脸亢奋、要求街道提供名单和活动场所的年轻面孔；有因为家庭成分或历史问题被揪出、前来哭诉哀求或低头认罪的惶恐居民；也有因为邻里纠纷、物资短缺或者单纯因为恐惧而来寻求帮助的普通街坊。各种声音、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空气都变得粘稠而压抑。

李秀兰坐在那里，身上依旧是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列宁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她的脸上没有了往日那种温和家常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过度疲惫后的麻木，以及在这麻木之下，极力维持的冷静与审慎。

“李主任！我们必须立刻组织起来，彻底清查我们街道的‘四旧’和隐藏的敌人！”一个嗓门洪亮的年轻人拍着桌子，唾沫星子几乎溅到李秀兰脸上。

李秀兰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没有动气，只是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上的一份红头文件，语气平淡无波：“组织活动，要按照上级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文件里强调了，**要‘抓革命，促生产’**。革命要搞，生产更不能停。你们年轻人的热情是好的，但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或者，可以去参加街道组织的义务劳动，清理卫生死角，这也是革命行动嘛。”

她巧妙地将“促生产”和“本职工作”摆在前面，用政策文件里现成的条款，来抵挡那些过于激进的、可能破坏正常生活秩序的要求。对于那些要求提供名单和“黑材料”的，她总是以“需要进一步核实调查”、“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为由，能拖就拖，能挡就挡。

她的阵地，不在街头，就在这间嘈杂的办公室里，在每一份文件、每一次谈话、每一个看似程式化的决定里。

面对那些被冲击、前来哭诉的人，她不能明确表示同情，那会引火烧身。但她会在记录情况时，刻意强调对方“日常表现尚可”、“有积极参加街道劳动”，在形成书面材料时，用词尽可能中性，避免使用过于刺激和定性的词汇。这是一种无声的、极其有限的保护。

更多的时候，她尝试着将人们的精力引导开。

街道的扫盲班没有停，反而被她赋予了新的意义。“学习文化，读懂社论，才能更好地理解革命形势，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她这样对前来质疑的人解释。于是，扫盲班的灯光下，人们依旧在认字、学文化，只是课本里夹杂了更多的政治语录，但这至少保留了一块相对安静的学习空间。

她加大了组织“学雷锋小组”和“向阳院”活动的力度。带领街道的妇女和闲散劳动力，纳鞋底、缝补衣服，名义上是“支援灾区”或“学习雷锋精神，为人民服务”；组织青少年打扫街道、帮助军烈属挑水扫地，称之为“培养革命接班人，从小树立劳动观念”。

“光喊口号不行，要用实际行动体现我们的革命热情！大家都动起来，把街道卫生搞好，把生产搞上去，这就是对革命最大的贡献！”她反复向那些躁动不安的年轻人灌输着这样的理念。

有时，她甚至会主动联系辖区内那些还能维持生产的小厂、合作社，询问是否需要临时的人手帮忙完成一些简单的生产任务，然后将街道里那些无所事事、容易惹是生非的人组织过去。美其名曰：“参加社会实践，体验工人阶级生活，接受再教育。”

这些举动，在狂热的浪潮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甚至有些“不合时宜”。有人背后议论她“保守”、“缺乏革命魄力”。李秀兰听到这些风言风语，只是沉默。她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改变大局，她所能做的，就是在这方属于她的“阵地”上，竭尽全力，利用规则和政策中那些尚存理性与温情的缝隙，将破坏性的力量尽可能地导向建设性的渠道，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无休止的斗争，稍稍拉回到生产、学习和最起码的邻里互助上来。

每一天下班回家，她都感到精疲力尽，仿佛打了一场没有硝烟却异常耗神仗。但看到院子里还能保持基本的安宁，看到孙子棒梗能安心看书，看到儿子林向阳能专注于他的项目，她又觉得，自己在这漩涡中心的坚守，是值得的。

她的阵地，就是用她那基层干部的全部智慧和韧性，构筑起来的一道微弱却坚韧的防线，努力维系着这片街坊在疯狂年代里，最后的一丝秩序与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