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阳邑乡周校长达成初步共识,如同在一片荒原上打下了第一根界桩,让王龙飞心中踏实了不少。但周校长那句“找到合适的合作方,是真正的难点”,也如芒在背。高层次名校“借牌”之路暂时不通,盘活存量这条路虽有希望,却急需找到能点燃这把火的“引信”——一个既有实力、又有意愿,还能让各方接受的优质办学合作方。去哪里找?
关键时刻,教育顾问、退休的原县一中副校长孙文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位在教育系统浸淫数十载的老校长,不仅桃李满天下,更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编织了一张覆盖市、县、乃至部分省城教育圈的人情与信息网络。其中很多人,虽已退休,离开了权力岗位,却依旧是德高望重、洞悉内情、手握资源的“活字典”和“敲门砖”。
“龙飞,这事急不得,也莽不得。”在筹备组的内部会议上,孙文斌捻着茶杯,慢条斯理地说,“找合作方,跟找对象一样,要讲究门当户对,更要看缘分和理念。光靠我们拿着方案到处推销,效果有限。得找人引路,听听过来人的意见,说不定能有意外收获。”
他翻开一个略显陈旧的通讯录,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人名和联系方式。“我琢磨了几个老伙计,可以先拜访一下。他们都是明白人,退了休,说话更实在,也有些人脉。”
一、 拜会“老教务”:市教育局退休副局长的审慎箴言
第一个拜访对象,是孙文斌的老上级,原市教育局分管基础教育的副局长,李明启,退休已五年,住在市区一个安静的机关家属院里。
李局长虽已退休,但精神矍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书香满室。对于王龙飞和孙文斌的到访,他并不意外,显然孙文斌提前打过招呼。听完王龙飞关于庞庄教育综合体和与阳邑学校合作构想的汇报,李局长没有立刻表态,而是闭目沉思了片刻。
“文斌啊,你这学生(指王龙飞),有闯劲,有情怀,好事。”李局长睁开眼,语气平和,却带着久居上位者的审慎,“企业反哺教育,探索乡村振兴新路,立意高远。但是,”他话锋一转,目光如炬,“你们选的这条路,水深得很。”
他放下茶杯,开始以过来人的身份剖析:
“第一,合作模式之惑。 你们想依托阳邑学校这个‘壳’,引入社会资本和优质资源提升,这个想法有创意。但公办学校的‘壳’,是那么好用的吗?资产权属、法人性质、人事关系、经费渠道、招生权限,五条绳索捆得死死的。想在不改变公办性质的前提下深度合作,好比戴着镣铐跳舞,动作稍大就可能触碰红线。市里、省里有没有这方面的政策试点或特许?没有的话,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容易被螃蟹夹到手。”
“第二,合作方选择之困。 你们想要找的,是既有优质教育资源、又有市场化管理能力、还愿意下沉到乡村、并能处理好与原有体制关系的‘全能选手’。这样的机构,凤毛麟角。公办名校?动力不足,限制太多。纯市场化的教育集团?可能过于逐利,与你们的公益初心不符,也难获体制内认可。我看,你们可能要寻找那种‘体制内背景、市场化运作’的混合体,比如一些由退休名校长领衔、依托原有名校资源但相对独立运作的教育咨询或管理机构。”
“第三,风险防控之重。 这种事,成则皆大欢喜,败则一地鸡毛,尤其是对学生、对老师、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是不可逆的。你们必须把风险评估做在前面,特别是退出机制。万一合作不愉快,或者‘本味’后续资金跟不上,如何确保学校平稳过渡,不影响教学?这需要在合作协议里写得明明白白,甚至需要第三方担保或设立风险准备金。”
李局长的话,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在起航前指出了航道上所有已知的暗礁。虽然令人心情沉重,却极为宝贵。
“李局,那您看,如果我们坚持这个方向,第一步该怎么走?”王龙飞虚心求教。
“先‘纸上谈兵’,再‘小步试探’。” 李局长给出建议,“找专业的法律和教育政策专家,先把你们能想到的各种合作模式(委托管理、购买服务、共同体、混合所有制等)的利弊、政策依据、潜在风险,做成详细的方案对比分析。然后,拿着这个分析,去和县里、甚至市里的相关领导做非正式沟通,不是要政策,而是‘请教’,探探口风和底线。同时,可以小范围接触一些你们认为潜在的合作对象,同样以‘探讨可行性’的名义,听听他们的条件和顾虑。不要急于求成,把基础打牢。”
二、 聆听“实干派”:省城退休名校长的锐利视角
第二位拜访的,是孙文斌的老同学,原省城一所着名重点中学的校长,陈建国,退休后被民办教育集团返聘为顾问,对教育市场的运作更为熟悉。见面地点约在省城一家安静的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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