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北靠山屯的冬天,天黑得早,下午四点钟光景,日头就已经歪到西山顶上了。老李家的纸扎铺开在屯子最东头,紧挨着出屯上山的小路,三间老土房,房檐下常年挂着几串褪了色的纸幡,风一吹,哗啦啦响,像是总有人在低声说话。
铺子里堆得满满当当。左边墙根立着一匹半人高的纸马,枣红色已经褪成了灰粉色,马眼用墨点得圆溜溜的,无神地望着门的方向。右边是几个童男童女,其中一个小女娃的胳膊已经裂开了口子,露出里头干黄的秸秆。靠墙的木架子上,摆着各色纸张——白的、黄的、红的、绿的,都按颜色分着摞。最里头是张老榆木桌,油灯常年熏着,桌面上凝着一层黑亮的油垢。
老李今年六十七,做纸扎已经五十二个年头。他爷传给他爹,他爹传给他,规矩是一代代口耳相传下来的,第一条便是:天黑不接活,入夜不扎纸。
这天傍晚,老李刚把门板插上一半,外头就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来人把雪地踩得嘎吱嘎吱响,那声音又重又乱,一听就是心里揣着事儿。
“李叔!李叔开开门!”
是老赵家的二柱。老李认得这声音,叹了口气,手上却没停,继续插第二块门板。
“二柱啊,明天来吧,天黑了。”
门板被从外头抵住了。二柱的喘气声很粗:“等不了啊李叔!俺娘……俺娘明儿就得下葬,今晚必须得有盏灯笼引路啊!”
“那晌午咋不来?”
“工地上才结账,俺从县里紧赶慢赶回来的……”二柱的声音带上了哭腔,“李叔,求你了,就一盏白灯笼,不费事!俺娘苦了一辈子,临走不能摸黑上路啊!”
老李的手顿了顿。二柱娘他是知道的,守寡三十年,一个人把二柱拉扯大,去年查出癌,没钱治,硬生生熬到前儿晚上咽了气。二柱三十多了还没讨上媳妇,在县里工地搬砖,一年回不来两趟。
门板被推开了条缝,二柱半边脸挤在缝里,冻得通红,眼眶也是红的。
老李看看外头——天已经擦黑了,西山尖上最后一点光正在消失。屯子里的狗此起彼伏叫了几声,忽然又齐刷刷停了,四下里静得能听见雪粒子打在纸窗上的声音。
“进来吧。”老李最终还是松了口,“就一盏灯笼,做完你赶紧走。”
二柱闪身进来,带进一股子寒气。老李重新插上门,想了想,又加了根顶门杠。油灯的光在屋里晃晃悠悠,把纸人纸马的影子拉得老长,在墙上颤颤巍巍地动,像是活过来了一样。
“要啥样的?”老李问。
“就普通的白灯笼,能照亮就行。”
老李走到材料架子前,抽出一根去年秋天备下的竹篾。竹子在墙角阴干了小半年,黄亮亮的,韧劲儿正好。他坐在老榆木桌前,从腰间皮鞘里抽出篾刀,开始削竹。
刀刮竹子的声音细碎又刺耳,嚓、嚓、嚓。油灯的火苗随着这节奏一跳一跳的,老李的脸在明暗间交替。二柱就站在桌边等着,两手插在袖筒里,脚不住地在地上搓——冻得慌,也急得慌。
“李叔,快着点儿中不?俺还得去王老六家商量明天抬棺的事呢。”
“急啥?”老李头也不抬,“灯笼做得糙了,路上漏了风,灯一灭就坏事了。”
这是老话。给亡人引路的灯笼,最忌讳半路熄灭。老人们说,灯一灭,魂就散了,找不到去路,也回不了头,只能在阴阳交界处游荡。
竹篾削好了,八根长,八根短。老李手指翻飞,把竹篾编成个灯笼骨架。他手上有老茧,指节粗大,但做起这些细活来却灵巧得很。编到一半,他忽然停了一下。
“二柱,你娘生辰八字是多少?”
“问这干啥?”
“灯笼骨里得写引路符,得有生辰八字,不然照不亮黄泉路。”老李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个小瓷瓶,里头是调好的朱砂。又抽出一支极细的毛笔,笔尖已经秃了,但勉强还能用。
二柱报了个年月日时。老李点点头,蘸了朱砂,开始在刚编好的竹骨内侧写字。油灯太暗了,他不得不凑得很近,鼻尖几乎贴到竹篾上。眼睛花了,看东西总有个虚影。再加上二柱在旁边不停踱步,踩得地板咚咚响,老李心里一阵烦乱。
最后一笔写完,他眯眼看了看——朱砂在昏黄光线下显得发黑,字迹有些歪扭,但应该没错。他把竹骨翻过来,开始糊纸。
白纸是特制的,薄而韧,透光好。老李用面粉打了浆糊,刷在竹骨上,小心翼翼地把纸蒙上去,抻平,压实。灯笼慢慢成形了,圆滚滚的,像个苍白的月亮。
就在他准备写灯笼面符的时候,二柱突然说:“李叔,俺先去王老六家一趟,马上就回来取,中不?”
“你快去快回。”老李头也不抬。
二柱推门出去了,风雪灌进来,吹得满屋子的纸哗啦作响。油灯的火苗猛地一矮,险些灭了。老李连忙用手护住,等火苗重新稳下来,他才发现——刚才糊好的灯笼面上,不知怎的溅上了一滴朱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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