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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三年（583年）的长安，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刚抽出新绿，国子监旁的王宅却弥漫着不同于寻常勋贵府邸的书卷气。十七岁的王氏正临窗临摹《兰亭序》，笔锋在“死生亦大矣”的“死”字上微微一顿，窗外传来父亲王韶与门客议事的声音，字句间皆是“平陈之策”“江南吏治”的治国议题。这位出身太原王氏分支的贵女，自小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既有世家女子的温婉仪态，又藏着几分不输男子的远见卓识。
王氏的父亲王韶，彼时正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辅佐隋文帝杨坚，深得信任。史载王韶“性刚直，有才干”，曾在北周时便因直言进谏闻名，杨坚代周建隋后，他历任内史舍人、并州总管司马等职，是朝堂上少有的“文能草诏、武能治军”的全能型臣子。这样的父亲，对女儿的教育也跳出了“女红针织”的传统框架——王氏六岁便随兄长们听家塾先生讲《左传》，十岁能背诵《诗经》三百篇，十三岁时竟能与父亲探讨《汉书·外戚传》中“后妃贤德与朝局兴衰”的关系，让王韶时常感慨：“此女若为男子，当堪大用。”
不过，在等级森严的隋朝，女子的命运终究绕不开“婚嫁”二字。开皇四年（584年）暮春，隋文帝的独孤皇后为拉拢关陇集团中的核心力量，亲自出面为“八大柱国”之一李虎的儿子李昞说亲。李昞时任安州总管，袭爵唐国公，其家族与宇文氏、独孤氏、杨氏等关陇豪门世代联姻，是杨坚巩固政权必须倚重的力量。而王韶作为新晋重臣，也需要通过与老牌勋贵联姻，稳固家族在新朝的地位。这场带着明确政治意图的婚事，就这样落在了十九岁的王氏身上。
出嫁那日，长安城里万人空巷。王氏身着翟衣，头戴金步摇，坐在装饰华丽的婚车里，看着街旁百姓跪拜行礼，心中却没有寻常少女的雀跃，只有对未来的冷静考量。她知道，自己嫁入的不仅是唐国公府，更是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网络——李昞的母亲是宇文泰的妹妹，妻子的妹妹又嫁给了杨坚的弟弟杨瓒，亲族间的利益纠葛，早已将她的命运与大隋的国运紧紧捆绑。婚车驶入唐国公府时，她悄悄攥紧了袖中的《女诫》，那是母亲前夜亲手交给她的，扉页上写着“谨言、慎行、和家、固本”八个字，成了她此后数十年处世的准则。
初入唐国公府，王氏面临的挑战远比想象中复杂。李昞此前已有一任妻子，虽早逝，但留下了一子李澄、一女李氏。府中老仆多是跟随李家几代的旧人，对这位“新来的女主人”带着几分审视；而李昞常年在外领兵，夫妻聚少离多，感情基础薄弱。更微妙的是，李昞的弟弟李琛素来与兄长不睦，暗中觊觎唐国公的爵位，时常在府中制造事端，试图挑拨王氏与族人的关系。
新婚第三日，按照规矩，王氏需主持府中内宅事务。掌管库房的老仆张妈故意呈上混乱的账目，声称“前任夫人在世时便是如此记录”，言语间带着几分刁难。王氏没有动怒，只是平静地让侍女取来笔墨，花了三个时辰逐笔核对，将出入款项、物品数量一一厘清，甚至指出了几处被张妈故意混淆的陈年旧账。当她将整理得条理分明的账目放在张妈面前时，这位在府中横行多年的老仆终于俯首行礼：“夫人明察，老奴再也不敢造次。”
此事很快传遍府中，众人皆意识到这位新夫人“外柔内刚”，不敢再轻视。但王氏并未恃强凌弱，反而展现出难得的宽厚——她发现李澄因母亲早逝，性格有些孤僻，便每日亲自督促他读书，还时常将自己的点心分给他；对于李昞留下的旧部，她从不随意更换，只是在关键岗位上安插了几位做事稳妥的亲信，既维持了府中的稳定，又悄悄掌握了内宅的控制权。
开皇六年（586年），李昞因平定西南蛮族叛乱有功，被隋文帝召入长安述职，夫妻二人终于有了较长时间的相处。一日，李昞酒后感慨：“如今朝堂之上，杨素、高颎争权，父亲（王韶）刚直，恐难长久。”王氏闻言，放下手中的茶盏，轻声道：“夫君所言极是。父亲性子刚，易遭人嫉恨，不如劝他主动请辞外任，远离长安是非。至于府中，只需谨守本分，不参与任何派系之争，方能保家族平安。”
李昞起初不以为然，认为王韶正得圣宠，无需如此谨慎。但没过多久，王韶果然因反对隋文帝修建仁寿宫，触怒龙颜，被罢官留任。消息传来，李昞才惊觉王氏的远见，连忙派人给岳父送去书信，劝他暂避锋芒。王韶虽倔强，却也明白女儿女婿的苦心，最终以“身体抱恙”为由，请求外放为襄州总管。远离长安的政治漩涡后，王韶得以善终，而唐国公府也因未卷入朝堂纷争，在随后的权力斗争中安然无恙。
这段经历，让李昞对王氏彻底改观。他开始主动与妻子商议府中乃至家族的大事，夫妻感情日渐深厚。开皇七年（587年），王氏生下长子李渊，李昞欣喜若狂，亲自为儿子取名“渊”，取“深不可测”之意，希望他将来能成为栋梁之材。王氏对李渊的教育极为用心，不仅请名师教他读书习武，更时常在他耳边讲述历史典故，教他“藏拙守愚”的道理。多年后，李渊能在隋末乱世中隐忍待机，最终起兵反隋，与母亲早年的教诲密不可分。
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朝的政局发生了剧烈动荡。隋文帝废黜太子杨勇，立次子杨广为新太子，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支持杨勇的官员或被罢官，或被流放，而依附杨广的势力则迅速崛起。唐国公府虽未直接卷入储位之争，但李昞与杨勇曾有过同窗之谊，难免受到牵连。一时间，府中人心惶惶，不少人劝李昞主动向杨广表忠心，甚至有人提议将年幼的李渊送入东宫做侍卫，以表诚意。
王氏却坚决反对：“太子之位刚定，杨广根基未稳，此时急于投靠，反而会被视为趋炎附势之辈，难获信任。更何况，废长立幼本就不合礼法，将来之事尚未可知。我等只需恪守中立，闭门谢客，不与任何一方结交，方能避祸。”她随即下令，关闭府门，除必要的公务往来外，禁止府中任何人与朝中官员私下接触；同时，她亲自打理府中产业，将部分田地出租给流民，既解决了流民的生计，又为府中积累了财富，为可能到来的变故做准备。
果不其然，杨广成为太子后，对前来投靠的官员百般猜忌，不少人因“过于殷勤”而被安上“结党营私”的罪名。而唐国公府因“不偏不倚”的态度，反而引起了杨广的注意——他认为李昞“识时务、懂分寸”，不仅没有为难李家，反而将李昞调往岐州任总管，让他远离长安这个是非之地。
仁寿二年（602年），独孤皇后去世，隋文帝杨坚的身体也日渐衰弱，朝政大权逐渐落入杨广手中。此时，王韶已病逝于襄州任上，王氏失去了父亲这一重要依靠，更觉肩上的担子沉重。她深知，杨广野心勃勃，登基后必然会对关陇勋贵进行打压，而李家作为“八大柱国”之后，首当其冲。为了给家族留一条后路，她开始暗中联络父亲的旧部——这些人多分布在江南、巴蜀等地，虽不掌权，却熟悉当地的地理民情；同时，她让李昞利用总管的身份，悄悄培养亲信，掌握了岐州的部分兵权。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在仁寿宫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他一登基，便迫不及待地清除异己，先是赐死废太子杨勇，接着又流放了高颎等老臣，甚至对自己的弟弟杨谅痛下杀手。消息传到岐州，李昞忧愤成疾，一病不起。王氏衣不解带地在床前照料，一面安抚府中上下，一面派人密切关注长安的动向。
临终前，李昞紧紧握住王氏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死之后，家族……就交给你了。渊儿……还小，你要……教他隐忍……莫要……争强好胜……”王氏含泪点头，承诺定会守护好唐国公府，抚养李渊长大成人。李昞去世后，朝廷追封他为唐仁公，由年仅十七岁的李渊袭爵。此时的李渊，虽已成年，却因缺乏政治经验，难以独当一面，唐国公府的大小事务，实际上都由王氏一手掌控。
隋炀帝得知李昞去世的消息后，表面上派使者前来吊唁，实则是想借机探查李家的虚实。王氏早已料到这一点，她让李渊身着孝服，在府中哭灵，表现得悲痛欲绝、不问世事；自己则以“寡妇不便见外男”为由，派管家出面接待使者，言语间只谈家事，绝口不提朝政。使者回去后，向隋炀帝禀报：“唐国公李渊年幼无知，其母王氏一心守节，府中上下安分守己，不足为虑。”隋炀帝这才放下心来，暂时没有对李家动手。
隋炀帝即位后，好大喜功，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又大肆修建宫殿、开凿运河，劳民伤财，百姓怨声载道。大业七年（611年），山东长白山爆发农民起义，随后各地纷纷响应，隋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此时的李渊已被任命为荥阳太守，开始接触地方政务。王氏深知，乱世将至，必须让儿子尽快成长起来，于是她时常派人给李渊送去书信，教他如何处理政务、安抚百姓，更提醒他“广纳贤才、暗结民心”。
在母亲的指导下，李渊在荥阳任上政绩斐然——他减轻赋税，鼓励农桑，还亲自带兵平定了当地的小股叛乱，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但他的出色表现，也引起了隋炀帝的猜忌。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隋炀帝在平叛后，对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更加不信任，多次借故诛杀勋贵子弟。李渊得知后，心中惶恐，想要辞官避祸。
王氏得知儿子的想法后，立刻派人将他召回岐州（此时唐国公府已迁回岐州）。见面后，她没有直接反对，而是给李渊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忍辱负重，最终得以回国掌权。如今主上多疑，你若此时辞官，反而会被视为心虚，难逃杀身之祸。不如主动示弱，自污名声，让主上放下戒心。”
李渊恍然大悟，按照母亲的建议，开始故意“沉迷酒色”，时常在府中设宴饮酒，还收受贿赂，做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消息传到隋炀帝耳中，他果然放松了对李渊的警惕，甚至笑着对身边的人说：“李渊不过是个贪图享乐之辈，不足为惧。”就这样，李渊凭借母亲的智慧，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第三次巡幸江都，此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瓦岗军、窦建德、杜伏威等起义军势力日益壮大，隋朝的统治已名存实亡。王氏意识到，时机逐渐成熟，开始让李渊暗中积蓄力量——她将多年来积攒的财富拿出来，资助李渊招兵买马；又联络父亲的旧部和李家的亲族，为李渊搭建起一张庞大的人脉网络。她还特意叮嘱李渊：“如今乱世，民心向背是成败关键。你要善待百姓，吸纳贤才，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真才实学，便要重用。”
当时，有一位名叫刘文静的官员因与瓦岗军首领李密有姻亲关系，被关进了太原监狱。李渊时任太原留守，王氏得知后，立刻让李渊去狱中探望刘文静。她对李渊说：“刘文静素有谋略，且熟悉天下大势，是难得的人才。如今他落难，你若能伸出援手，他定会对你死心塌地。”李渊听从母亲的建议，不仅救出了刘文静，还将他招入麾下，委以重任。后来，刘文静成为李渊起兵反隋的核心谋士，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业十三年（617年），隋炀帝在江都越发荒淫无道，甚至下令处死了多位劝谏的大臣，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王氏知道，起兵的时机已经到了，她召集李渊等人，在府中秘密商议。会上，王氏坚定地说：“如今主上失德，百姓困苦，隋朝气数已尽。我李家世代受国恩，但更应顺应天意民心，举兵起义，拯救天下苍生。你们无需担心我，只需放手去做，我会守好后方，为你们筹集粮草、安抚亲族。”
在母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李渊终于下定决心。这年七月，他以“讨伐逆贼”为名，在太原起兵，拉开了反隋建唐的序幕。起兵后，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军西进，直取长安。王氏则留在太原，主持后方事务——她一方面派人联络各地的反隋势力，争取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她亲自安抚百姓，稳定军心，还将府中的财物全部拿出来充作军饷，解决了军队的后勤问题。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率军攻克长安，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傀儡皇帝，自任大丞相，封唐王。消息传到太原，王氏欣慰不已，但她并未放松警惕，反而更加谨慎地处理后方事务，防止敌人趁机偷袭。此时，隋炀帝仍在江都，隋军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天下尚未平定，王氏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武德元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所杀，隋朝灭亡。五月，李渊废黜杨侑，登基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派人前往太原，迎接母亲王氏入长安。当王氏的车驾驶入长安城门时，李渊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百姓们夹道欢呼，高呼“圣母娘娘”。王氏坐在车中，看着眼前的景象，回想起数十年的隐忍与付出——从长安贵女到唐国公夫人，从守寡持家到辅佐儿子起兵，那些在岐州府中彻夜筹谋的夜晚，那些面对隋炀帝猜忌时的步步为营，终于在这一刻有了结果。但她并未露出丝毫骄矜之色，只是在车中微微颔首，向百姓致意，那份从容与沉稳，让在场的文武百官无不敬佩。
入宫后，李渊欲尊王氏为皇太后，却被她婉言拒绝。她对李渊说：“如今天下未定，四方群雄仍在割据，陛下当以国事为重，不宜过早册封后妃尊号。我本是寻常妇人，能看着你安定天下、造福百姓，便已心满意足。”李渊深知母亲的用意——她是担心自己刚登基便行册封之事，会被天下人视为“贪图虚名”，也怕后宫尊号未定引发纷争，影响朝堂稳定。于是，李渊只得暂时作罢，只是将宫中西苑修缮一新，让王氏居住，并赐予她“皇母”的尊称，宫中上下皆称她为“皇母夫人”。
王氏虽居深宫，却始终关注着朝堂与民生。当时，唐朝初建，百废待兴，李渊为了稳定局势，大肆封赏功臣，导致国库空虚。王氏得知后，主动削减了自己宫中的用度，将节省下来的财物上交国库，还下令西苑的宫人减少服饰首饰的开支，以作表率。消息传出，朝中大臣纷纷效仿，不少勋贵主动提出削减俸禄，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压力。
不仅如此，王氏还时常在李渊处理政务之余，为他分析朝堂局势。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率军南下，攻占太原，威胁关中。李渊得知后大怒，欲亲自率军讨伐，却遭到部分大臣的反对——有人认为太原已失，不宜冒险亲征；有人则担心京城空虚，会被其他割据势力趁机偷袭。李渊犹豫不决，便去西苑请教母亲。
王氏听完儿子的顾虑，平静地说：“太原是我李家的龙兴之地，更是关中的屏障，绝不能失守。但陛下身为天子，不可轻易亲征，否则京城震动，人心惶惶。不如派一位得力的皇子率军前往，既能彰显朝廷收复失地的决心，又能稳住京城局势。”她顿了顿，又补充道：“世民（李世民）自幼聪慧，勇武过人，且在军中威望甚高，让他领兵，定能不负众望。”
李渊采纳了母亲的建议，任命李世民为元帅，率军讨伐刘武周。李世民果然不负所望，历经数月苦战，不仅收复了太原，还收降了猛将尉迟恭，大大增强了唐朝的军事实力。经此一事，李渊更加信任母亲的判断力，每逢遇到难以决断的政务，都会主动向她请教。而王氏始终保持着分寸，只在幕后提出建议，从不干预朝政，更不允许外戚干政——她的兄长王裕在唐朝建立后，被任命为幽州总管，王氏特意叮嘱他：“为官当清廉自守，不可凭借皇亲身份谋取私利，更不能参与朝堂派系之争。”王裕始终牢记妹妹的教诲，在任上政绩卓着，深受百姓爱戴。
唐朝初建，后宫之中虽未正式册封后妃，但李渊的妃嫔已有十余人，其中不乏出身关陇勋贵的女子，如窦氏（李建成、李世民之母，早逝）的族人、独孤氏（隋文帝独孤皇后的族人）等。这些妃嫔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家族势力，若处理不好她们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引发后宫纷争，进而影响朝堂稳定。王氏虽未被册封为皇太后，却以“皇母夫人”的身份，成了后宫事实上的管理者。
当时，后宫中最受宠的是万贵妃。万贵妃出身低微，但因生下了李渊的第五子李智云（早逝），且为人聪慧机敏，深得李渊的喜爱。一些趋炎附势的宫人宦官纷纷投靠万贵妃，甚至暗中挑拨她与其他妃嫔的关系。有一次，一位姓尹的妃嫔因琐事与万贵妃发生争执，万贵妃竟在李渊面前哭诉，说尹妃“仗着家族势力，欺负臣妾”。李渊本就对万贵妃偏爱，闻言便欲处罚尹妃。
王氏得知后，并没有直接出面为尹妃辩解，而是在李渊晚膳时，不动声色地提起：“陛下近日处理政务劳累，不如听听宫中的趣事解解闷。今日西苑的花开得正好，尹妃特意摘了些新鲜的牡丹送来，还说要向万贵妃请教插花之艺呢。”李渊一愣，问道：“她们二人不是刚起了争执吗？”王氏笑着说：“女子之间哪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过是一时意气罢了。尹妃年轻气盛，说话不知轻重，万贵妃素来大度，想必不会放在心上。臣妾已经让她们二人明日一同来西苑赏花，化解误会。”
李渊听后，觉得王氏说得有理，便打消了处罚尹妃的念头。次日，王氏在西苑设下赏花宴，邀请万贵妃和尹妃前来。席间，王氏先是夸赞万贵妃“端庄大度，是后宫女子的表率”，又肯定尹妃“聪慧灵巧，知书达理”，随后话锋一转：“如今陛下忙于国事，我们做女子的，更应和睦相处，让陛下无后顾之忧。后宫安定，朝堂才能稳定，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啊。”万贵妃和尹妃听了，都意识到自己的不妥，纷纷向对方道歉，从此冰释前嫌。
类似的事情，在后宫中时有发生，但王氏总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化解矛盾。她从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搞“一言堂”，而是尊重每位妃嫔的出身和个性，同时立下规矩：后宫女子不得干预朝政，不得纵容下人横行霸道，不得为家族谋取私利。对于遵守规矩、安分守己的妃嫔，她多加关照；对于恃宠而骄、试图破坏规矩的人，她则会严厉批评，甚至请李渊出面管教。久而久之，后宫之中形成了“和睦有序”的氛围，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纷争，这让李渊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前朝事务，为唐朝初期的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
王氏对皇子们的教育也极为上心。当时，李建成作为嫡长子，已被立为太子，常驻东宫；李世民因战功卓着，被封为秦王，手握重兵；李元吉则被封为齐王，留在京城。三兄弟因权力分配问题，逐渐产生了矛盾，尤其是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明争暗斗日益激烈。王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深知“兄弟相残”对王朝的危害，多次试图从中调解。
有一次，李建成暗中拉拢李元吉，欲联手削弱李世民的势力，甚至计划在昆明池设宴，趁机除掉李世民。王氏得知后，心急如焚，但她知道自己直接出面干预，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于是，她借着身体不适的名义，召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三人前来西苑探望。
见到三人，王氏先是回忆起他们小时候的趣事，感慨道：“你们兄弟三人，小时候总是形影不离，世民还曾为了保护建成，被恶犬咬伤。如今都长大了，却渐渐生分了，这让我怎能安心？”说着，她流下了眼泪。李建成和李世民见祖母伤心，心中都有些愧疚。王氏擦了擦眼泪，语重心长地说：“如今唐朝初立，天下尚未完全平定，外有突厥虎视眈眈，内有残余势力伺机作乱。你们三人都是陛下的得力助手，若兄弟不和，自相残杀，不仅会让天下人笑话，还会给敌人可乘之机，葬送我李家的江山啊！”
她看向李建成：“你是太子，将来要继承大统，当以兄长的身份包容弟弟，信任世民的忠诚，重用他的才干，这样才能凝聚人心。”又看向李世民：“你战功赫赫，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但也要明白‘君臣有序、长幼有别’的道理，尊重太子，不可恃功自傲，更不能有非分之想。”最后，她嘱咐李元吉：“你年纪最小，当从中调和，促进兄长和睦，而不是挑拨离间，制造矛盾。”
在祖母的劝说下，李建成和李世民暂时放下了成见，向祖母保证会“以大局为重，兄弟和睦”。虽然这次调解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兄弟间的矛盾，但也暂时遏制了局势的恶化，为唐朝争取了宝贵的稳定时间。后来，“玄武门之变”爆发，李世民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登基称帝，是为唐太宗。他即位后，多次对大臣说：“若不是祖母当年苦口婆心的教诲，我与兄长的矛盾恐怕会更早激化，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唐朝的日益稳定，天下逐渐平定，李渊的统治也进入了“贞观之治”的前奏（注：“贞观之治”为唐太宗时期，但李渊在位后期已为盛世奠定基础）。王氏的身体却日渐衰弱，多年的操劳让她患上了咳疾，尤其到了秋冬季节，病情更是加重。李渊心疼母亲，派了最好的御医为她诊治，还亲自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几乎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去西苑探望。
王氏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却并不畏惧死亡，反而时常安慰儿子：“人生终有一死，我能看到你建立大唐，让百姓安居乐业，已经没有遗憾了。唯一的心愿，便是你能做一位贤明的君主，善待百姓，重用贤才，让李家的江山代代相传。”她还特意叮嘱李世民：“你有雄才大略，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但切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始终以民为本，不可好大喜功，更不能滥杀无辜。”
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爆发后，李世民登基称帝，尊李渊为太上皇，同时尊王氏为“太皇太后”。此时的王氏已经卧病在床，无法亲自参加册封大典，但当她得知李世民即位后，立刻下旨：“新帝初立，当以稳定政局为重，不必为我举办盛大的册封仪式，节省下来的财物可用于赈济灾民。”李世民深受感动，不仅遵从了她的旨意，还每天亲自到西苑为她请安，汇报朝政大事，听取她的意见。
王氏虽然病重，却依然关心着朝政与民生。当时，李世民为了缓和与李建成、李元吉旧部的关系，决定重用魏徵等前太子府官员。许多大臣表示反对，认为“魏徵等人曾与陛下为敌，不可信任”。李世民犹豫不决，便去请教太皇太后。
王氏躺在床上，气息微弱，却清晰地说：“魏徵素有‘直臣’之名，当年辅佐太子，是尽臣子之本分；如今陛下若能不计前嫌，重用他，不仅能彰显陛下的大度，还能让天下人知道，陛下唯才是举，不分亲疏。这样一来，那些曾反对陛下的人，都会放下顾虑，为朝廷效力。”李世民听后，坚定了重用魏徵的决心。后来，魏徵果然成为唐太宗时期最重要的谋士，以直言进谏闻名，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做出了巨大贡献。
贞观元年（627年）冬，王氏的病情急剧恶化。李世民得知后，暂停了朝中一切不重要的政务，亲自在西苑侍疾。弥留之际，王氏拉着李世民的手，最后叮嘱道：“我死后，丧事从简，不可劳民伤财。要善待你的父亲（李渊），让他安享晚年。更要记住，江山社稷为重，百姓福祉为念，莫要辜负天下人的期望。”说完，便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
王氏去世后，李世民悲痛欲绝，按照她的遗愿，举办了简单的葬礼。朝野上下得知太皇太后去世的消息，无不悲痛——百姓们自发在街头设案祭拜，大臣们则纷纷上书，称赞她“贤德淑惠，辅佐先皇，安定后宫，为大唐开国立下不世之功”。
王氏的一生，看似平淡无奇，却始终与隋末唐初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她出身名门，却未被娇生惯养，反而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练就了过人的智慧与胆识；她身为女子，无法直接登上朝堂，却以“唐国公夫人”“皇母夫人”“太皇太后”的身份，在幕后默默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作为女儿，她孝顺父母，在父亲王韶陷入政治危机时，及时提出“外放避祸”的建议，助父亲躲过一劫；作为妻子，她辅佐李昞稳定家族，在关陇勋贵的权力斗争中为唐国公府守住根基；作为母亲，她悉心教导李渊，教他“隐忍待机”“以民为本”，为他后来起兵反隋、建立唐朝奠定了思想基础；作为后宫管理者，她以柔克刚，化解后宫纷争，为朝堂稳定提供了保障；作为太皇太后，她临终前仍心系朝政，为唐太宗重用贤才、开创盛世指明了方向。
然而，在传统的历史记载中，王氏的事迹却往往被一笔带过。《旧唐书》《新唐书》中关于她的记载仅有寥寥数语，更多的笔墨被放在了李渊、李世民等男性帝王身上。这并非因为她的贡献不够突出，而是因为在男权主导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历史作用往往被忽视。但即便如此，她的影响却从未消失——李渊登基后，始终将母亲的教诲铭记于心，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将她的“以民为本”“唯才是举”理念贯彻到底，开创了享誉后世的“贞观之治”。
如今，当我们回望隋末唐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应只看到帝王将相的叱咤风云，更应记住像王氏这样的女性——她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自己的智慧与坚韧，在历史的缝隙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隐形基石”。正如长安城内那棵历经千年的古槐，王氏的故事虽如尘埃般散落于史海，却始终散发着温暖而坚韧的光芒，提醒着我们：历史的进步，从来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无论性别，无论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