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1月12日,北海道札幌陆军省临时指挥部,寺内正毅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函馆、旭川、钏路——这三处滩头已有两处被龙**队突破,残存的日军蜷缩在札幌外围的山林里,而天皇的“增兵令”刚通过无线电传来:从本州岛抽调的十万陆军,正搭乘运输船往北海道赶,伴随而来的,还有“全民动员令”的补充条款——“凡北海道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平民,无论男女,皆编入‘防卫队’;妇女须承担‘慰安勤务’,以提振士气”。
寺内正毅捏着电报,指节泛白。窗外,札幌的街道上已见不到平民的身影,只有穿着破军装的士兵、背着炸药包的敢死队,以及被督战队驱赶着挖战壕的老人与孩子。一名参谋匆匆跑进来,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将军,本州岛运输船在津轻海峡被龙国巡洋舰拦截,十万增兵……可能要晚三天才能到。”
“晚三天?”寺内正毅猛地将电报拍在桌上,“三天后,札幌早被龙**队围死了!传我命令——全北海道强征平民,男的编‘义勇队’,女的集中到‘慰安所’,敢死队扩编到五万人,神风特攻队……用渔船改!就算用尸体堆,也要把龙**队拖到增兵来!”
11月13日清晨,北海道旭川附近的山林里,日军少佐松井一郎带着两百名士兵,踹开了一间间木屋。木屋的门大多是破的,里面的平民蜷缩在角落,脸上满是恐惧——他们中,有刚失去丈夫的寡妇,有拄着拐杖的老人,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
“天皇陛下有令!十六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出来!”松井一郎举着军刀,刀尖指向一个蜷缩在床底的少年。少年才十五岁,刚要摇头,就被士兵拽了出来,强行套上破军装。他的母亲扑过来想拦,被松井一郎一脚踹倒:“再拦,就按‘抗命’处置!”
山林里的哭声此起彼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跪在地上,磕头求饶:“我腿断了,不能打仗,求求你们……”士兵根本不理,直接用刺刀挑断了他的裤腿——老人的腿上满是冻疮,溃烂的伤口流着脓。“断了也得去!挖战壕、抬尸体,总有你能干的!”松井一郎冷笑着,让士兵把老人架走。
不到半天,松井一郎就“征”到了两千名平民。这些人里,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七十一岁,大多穿着单衣,连双完整的鞋都没有。他们被绳子绑着,像牲口一样往札幌赶。路上,有个孕妇走不动了,倒在雪地里。士兵想把她拖起来,松井一郎却挥手:“别管了,拖慢进度,直接毙了!”
孕妇的丈夫扑过来,想护住妻子,却被士兵用枪托砸晕。枪声响起时,孕妇的眼睛还圆睁着,手紧紧抓着地上的雪。松井一郎看都没看,对士兵说:“继续走!天黑前必须赶到札幌——谁敢掉队,就跟她一样!”
与此同时,札幌的“慰安所”外,挤满了被强征来的妇女。她们中,有十七八岁的少女,有刚生完孩子的母亲,还有六十岁的老妇。日军中尉佐藤拿着名单,一个个点名:“山田花子,二十岁,分到敢死队第三营;铃木雪,三十五岁,分到炮兵连……”
一个叫井上惠的少女,刚被父亲藏在衣柜里,却被士兵搜了出来。她的父亲想反抗,被佐藤一刀捅死。“你父亲抗命,你得加倍‘服务’!”佐藤狞笑着,把井上惠推进慰安所的小木屋。木屋里,几个敢死队员正等着——他们刚从函馆滩头退下来,脸上还沾着血,眼神里满是疯狂。
井上惠的哭声从木屋里传出来,却被外面的军号声盖过。佐藤站在门口,点燃一支烟:“天皇说了,为了大日本帝国,女人也要尽忠。这些女人,能让士兵们更敢冲——值了!”
11月15日,札幌外围的战壕里,五万敢死队正整装待发。他们大多是强征来的平民,只有少数是正规军。每个敢死队员的腰间都绑着炸药包,手里拿着步枪——枪里只有五发子弹,剩下的“弹药”,就是身上的炸药包。
日军大佐福田站在土坡上,手里举着一个酒坛:“兄弟们!天皇陛下给咱们送来了‘玉碎酒’!喝了这碗酒,咱们就冲上去,把龙**队赶下海!只要拖到增兵来,大日本帝国就不会亡!”
敢死队员们排队上前,每人喝一口酒。酒是劣质的米酒,却喝得他们满脸通红。一个叫高桥的年轻人,刚被强征来三天,还没摸过枪。他看着腰间的炸药包,手一直在抖。福田注意到了他,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高桥君,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我有个妹妹,才十二岁。”高桥的声音带着哭腔。
福田笑了:“那就更要冲!你死了,天皇会照顾你妹妹;你要是逃了,不仅你妹妹会死,你全家都会被定为‘叛国者’!”
高桥咬了咬牙,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用鲜血写了“玉碎”两个字,贴在胸前。周围的敢死队员也跟着学,有的用刺刀划破手指,有的直接蘸着战友的血——战壕里的血书越来越多,像一面面红色的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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