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的手指还贴在裤缝那片塑料残片上,门开时李维已经走了出去。他没动,盯着键盘右侧那个有划痕的按键,像是在等什么信号。
三下短,两下长——老陈的暗号还在脑子里回响。他慢慢松开手,把残片压进掌心,起身走向终端机。
晨会定在八点整。李维站在投影幕前,身后是刚导入系统的资金流向图。张涛靠墙站着,手里拿着一份新打印的名单。
“先说结论。”李维开口,“你昨晚提交的材料,组里讨论过了。可以启动外围调查,但范围限定在已确认的五起征收案。”
林远点头:“我需要调取五金店案原始卷宗的技术备份。”
“档案室昨天已经派人去查了。”张涛接话,“纸质卷宗确实在五年前被借阅过三次,最后一次记录是恒正所郑世坤签字。”
“不是签字的问题。”林远打开随身笔记本,翻到一页写满时间戳的记录,“我昨晚用读取器恢复了部分数据,发现案件录音文件的元信息有问题。创建时间比归档日晚了四天,修改记录显示曾被重新编码。”
李维皱眉:“你是说,有人替换了内容?”
“不止是替换。”林远将一段音频拖入分析软件,“原始录音里有一段房东和中介的通话,提到‘补偿金走咨询费’。但现在系统里的版本,这段被裁掉了。我比对了声波频率,边缘处有拼接痕迹。”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技术科能验证吗?”李维问。
“我已经送了一份副本过去。”林远合上电脑,“如果确认篡改,那就不是证据遗失,而是人为销毁。”
张涛看了眼手表:“九点半,我去城建局旧库房调原始票据。你要的人名,第一批六个,两小时内会接到问询通知。”
“临时协调办公室的财务人员必须列进去。”林远说,“那笔十万元咨询费的发票编号是XH-2087,我在恒正所近三年的备案材料里又发现了三张同批次发票,用途分别是‘法律顾问酬金’和‘项目评估服务’。”
李维记下编号:“你怀疑他们在重复使用已注销机构的票据?”
“不是怀疑。”林远调出一张表格,“这四张发票的审批人都是同一个科室负责人,但他去年底就调岗了。而这些发票的核销时间集中在三个月内,集中在几起争议征收案判决前后。”
李维盯着屏幕:“也就是说,钱其实没花出去,只是做账用?”
“可能还倒流。”林远指向其中一笔,“这笔五万的‘评估费’,收款单位是一家叫‘中联信达’的公司,注册地址是郊区一处废弃厂房。我查了工商变更记录,法人代表半年前换了,新名字叫陈广生。”
“这名字有问题?”张涛问。
“他是五金店房东的表弟。”林远说,“也是当年解约协议的见证人之一。”
李维沉默片刻,拿起对讲机:“调整计划,把中联信达的实际控制人列为优先查证对象。”
外调小组陆续出发。林远留在指挥室,耳机连着监听线路。第一组去了税务大厅,第二组联系上了原城建局工作人员,第三组正在前往中联信达注册地的路上。
十一点十七分,第三组传来消息:厂房早已拆除,现场只剩一片空地,但附近居民提到,去年冬天有人定期开车来收信箱里的信件。
“车牌记不清了。”对讲机里传来声音,“但有人说,车尾贴着‘恒安物业’的标。”
林远立刻调出恒正所关联企业名录。没有“恒安物业”,但有一家“恒信安保”,法人代表是郑世坤的妻弟。
他把信息推送给张涛的同时,技术科反馈了声纹比对结果:被裁剪的录音片段中,说话者的声谱与郑世坤年轻时期的庭审录音匹配度达到89.4%。
“不是百分百,但足够说明问题。”李维看着报告,“尤其是结合发票异常和资金回流路径。”
下午两点,第二组带回一份手写笔记。一名退休科员在配合问询时,主动交出当年工作日志的复印件。其中一页写着:“1月15日,接待恒正所周律师,领取关于‘临时协调办’结算流程的说明文件。未留底,领导指示不归档。”
“周律师是谁?”林远问。
“姓周,名文斌。”李维翻看资料,“恒正所合规部主管,负责所有政府项目文书起草。”
林远立刻调出此前整理的关系图谱。周文斌的名字出现在三起征收案的文件签署栏,但从未出现在公开活动中。
“他不出面,只做事。”林远低声说,“所有违规操作都通过他手上的文书完成,然后由郑世坤出面背书。”
李维点头:“典型的双轨制运作。一个在明,一个在暗。”
三点四十分,税务系统终于开放查询权限。林远接入后台,筛选近三年以“临时协调办公室”名义开具的发票。结果显示,共开具二十三张,总金额一百八十万,全部用于“法律咨询服务”,收款方集中在五家公司,其中三家为壳公司,两家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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