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广贤文，俗语不俗 第204章 隐恶扬善，执其两端．

一、原典溯源与概念解构：从《中庸》到伦理实践的双重维度

“隐恶扬善” 与 “执其两端” 均出自《中庸》，其完整表述为：“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这段文本以舜帝为典范，构建了儒家伦理实践的方法论体系。从语义分析：

隐恶扬善：“隐” 非掩盖，而是包容与宽恕，《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的 “隐” 即含 “体谅” 之意；“扬善” 则是彰显美德，《尚书?大禹谟》“彰善瘅恶” 的伦理传统。二者构成对人性复杂性的辩证认知 —— 承认 “恶” 的存在，却以 “善” 为价值引领。

执其两端：“两端” 指事物的两极（如过与不及），《中庸》首章 “叩其两端而竭焉” 的思维方法，要求在对立中寻求平衡，而非折中主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释为 “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强调动态调适而非静态中和。

从哲学根基看，二者共同构成中庸之道的实践维度：“隐恶扬善” 是伦理指向，“执其两端” 是方法路径，前者以道德理想主义包容现实复杂性，后者以辩证思维避免认知偏狭。这种思想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 —— 区别于道家 “善恶齐一” 的超越性，法家 “不别亲疏” 的刚性，形成儒家特有的 “执两用中” 的实践智慧。

二、伦理哲学的展开：隐恶扬善的人性论基础

1. 性善论视域下的 “恶” 之定位

孟子 “性善论” 为 “隐恶扬善” 提供了人性论支撑：“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认为 “恶” 是善性的遮蔽而非本质。这种认知使 “隐恶” 具有了伦理正当性 —— 如孔子评价管仲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虽其生活奢靡（“恶”），却因尊王攘夷之 “善” 被历史铭记。宋明理学进一步将 “恶” 归因于 “气禀所拘”，朱熹言 “恶是反乎性，善是顺乎性”，故 “隐恶” 是对 “气禀之偏” 的包容，“扬善” 是对 “本然之性” 的唤醒。

2. “扬善” 的教化功能与社会建构

《礼记?学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的理念，使 “扬善” 超越个体修养，成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汉代 “举孝廉” 制度通过表彰善行（如黄香温席）建构伦理秩序；唐代《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 “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将 “扬善” 转化为纳谏机制。这种实践暗含传播学智慧 —— 通过符号化的 “善”（如贞节牌坊、清官传说）形成社会共识，而 “隐恶” 则避免因苛责压抑向善动力，如《菜根谭》“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 的处世哲学。

3. 现代伦理学的重新诠释

当代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提出 “实践智慧”（phronesis），与 “隐恶扬善” 形成跨文明对话：二者均强调在具体情境中践行美德，而非固守抽象原则。但现代性挑战在于：当 “政治正确” 将 “隐恶” 异化为 “道德相对主义”，当 “扬善” 沦为流量时代的表演（如 “作秀式慈善”），需回归 “隐恶” 的本质 —— 如罗尔斯《正义论》“差别原则” 所示，包容劣势者不是掩盖问题，而是创造向善的制度环境；“扬善” 则需如桑德尔所言，在公共领域展开 “道德讨论”，而非单向度宣传。

三、方法论建构：执其两端的辩证思维体系

1. 认知论层面的 “两端” 辩证法

“执其两端” 本质是对 “知性思维” 的超越。《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 的思维模式，使 “两端” 成为认知事物的必要中介 —— 如孔子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情感两极中把握尺度。张载 “一物两体” 的宇宙观进一步指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两端” 的存在是认知 “中道” 的前提。这种思维在现代科学中亦有印证：玻尔的 “互补原理” 认为光兼具波粒二象性，与 “执其两端” 的认知方法异曲同工。

2. 政治实践中的 “用中” 智慧

舜帝 “用其中于民” 的治国理念，在历史中演化为 “宽猛相济” 的统治术。西汉萧规曹随，在秦法严苛（过）与汉初无为（不及）间取中；北宋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批评其 “求治太速”，实则是 “执其两端” 的政见之争。这种智慧在当代转化为 “渐进式改革” 逻辑 —— 如中国改革开放在计划经济（左）与完全市场化（右）间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 “执两用中” 的实践理性。

3. 现代管理中的 “灰度理论”

华为任正非提出的 “灰度管理”，可视为 “执其两端” 的现代商业应用：在规则与创新、集权与分权、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间保持弹性。这与《中庸》“君子和而不流” 的智慧相通 —— 既不固守成规，也不随波逐流。但需警惕 “灰度” 异化为 “和稀泥”，真正的 “执其两端” 如朱熹所言需 “精察而审处”，在复杂情境中建立动态平衡，而非无原则妥协。

四、历史实践的多维镜像：从典籍到社会的伦理展开

1. 司法领域的 “恤刑慎杀” 传统

《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体现 “隐恶” 的司法智慧；唐代《唐律疏议》规定 “老幼废疾减刑”，在 “严刑”（过）与 “纵恶”（不及）间取中。这种传统在当代演化为 “恢复性司法”—— 如社区矫正制度，通过包容（隐恶）与教育（扬善）替代单纯惩罚，降低再犯率。2023 年中国社区矫正法实施五周年数据显示，矫正对象再犯罪率仅 0.2%，印证了 “隐恶扬善” 的现代价值。

2. 教育场域的 “因材施教” 实践

孔子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是 “执其两端” 在教育中的典型应用。宋代书院教育设 “经义” 与 “治事” 两斋，兼顾学术与实务；当代芬兰教育改革推行 “现象教学”，在知识灌输（过）与完全放任（不及）间寻找个性化路径，均体现 “用中” 智慧。但需警惕 “因材施教” 异化为 “分层教育”，真正的 “执其两端” 应如陶行知 “教学做合一”，在理论与实践间动态调适。

3. 外交语境的 “和而不同” 策略

“隐恶扬善” 在国际交往中表现为 “不干涉内政” 与 “人道主义干预” 的平衡。新中国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冷战两极格局中取中；当代 “一带一路” 倡议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在霸权扩张（过）与封闭自守（不及）间开创合作新模式。这种智慧源自《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全球化冲突提供了东方解决方案。

五、现代性挑战与理论重构

1. 价值多元时代的 “隐恶” 困境

后现代语境中，“隐恶” 可能被解构为 “道德相对主义”—— 如对极端行为的包容导致价值虚无。对此，需回归 “隐恶” 的伦理前提：如康德 “人是目的” 的底线原则，包容需以不损害他人尊严为限。2017 年德国处理难民问题时，在 “人道主义”（善）与 “国家安全”（恶）间的挣扎，恰需 “执其两端” 的智慧 —— 既非闭关锁国，也非无底线接纳，而是建立 “责任共担” 的欧洲难民机制。

2. “扬善” 的工具化风险与救赎

消费主义将 “扬善” 异化为营销手段（如企业 cSR 作秀），社交媒体使其沦为 “道德表演”。破解之道在于回归 “扬善” 的本质 —— 如王阳明 “知行合一” 所示，善是内在良知的自然流露，而非外在符号的堆砌。2024 年 “银发志愿者” 现象兴起，退休老人自发参与社区服务，无组织无宣传，体现 “扬善” 的本真状态，印证了《庄子?至乐》“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的智慧。

3. “执其两端” 的现代认知升级

量子力学 “测不准原理” 对 “两端” 认知提出挑战 —— 观察行为会改变被观察对象，传统 “执两端” 的客观主义思维需修正。这要求现代 “用中” 需融入主体认知维度，如怀特海 “过程哲学” 所言，世界是 “事件的集合”，“两端” 是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端点。在人工智能伦理中，这种思维表现为：在 “技术中立”（过）与 “全面禁止”（不及）间，建立 “敏捷治理” 框架，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分层监管，体现过程性 “用中”。

六、跨文明对话：中庸智慧的全球伦理意义

1. 与亚里士多德 “中道” 的异同

亚里士多德 “美德即中道”（如勇敢是鲁莽与怯懦的中道）与 “执其两端” 形似，但本质差异在于：前者是静态的美德定位，后者是动态的情境调适。如面对不公，儒家 “中道” 可能表现为 “见义勇为”，而亚氏 “中道” 可能界定为 “恰当的愤怒”，前者更强调伦理实践的历史性与具体性。这种差异为全球伦理建设提供互补视角 —— 如处理气候危机时，既需亚氏 “可持续发展” 的美德定位，也需儒家 “因时制宜” 的政策调适。

2. 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

韦伯 “工具理性” 导致的意义失落，可借 “隐恶扬善” 重建价值根基 —— 如日本 “经营四圣” 之一的稻盛和夫将 “利他” 融入企业经营，在利润（恶之可能）与社会责任（善）间取中，其 “会计七原则” 体现 “执其两端” 的经营智慧。在生态领域，“隐恶扬善” 表现为：承认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合理性（隐恶），同时张扬生态伦理（扬善）；“执其两端” 则是在 “人类主宰”（过）与 “生态至上”（不及）间，建立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的中国方案。

七、结语：作为生存智慧的中庸实践

“隐恶扬善，执其两端” 穿越两千年时光，其生命力在于揭示了人类伦理实践的根本困境：如何在复杂世界中既保持理想主义，又不陷入教条主义；如何在认知局限中既追求真理，又避免极端主义。从舜帝 “好问察言” 的治国智慧，到当代 “碳中和” 目标下的政策调适，这种智慧始终提醒我们：伦理不是非黑即白的教条，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对 “善” 的不懈追求；认知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在矛盾两极间对 “中” 的永恒探索。

在技术狂飙、价值多元的 21 世纪，这句古老箴言的现代启示在于：“隐恶” 不是对错误的姑息，而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悲悯与转化；“扬善” 不是对美德的表演，而是对生命尊严的守护与张扬；“执其两端” 不是模棱两可的妥协，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建构意义的实践智慧。当我们在算法焦虑中保持思考，在身份政治中坚守包容，在效率崇拜中守护价值，便是对 “隐恶扬善，执其两端” 的最好诠释 —— 这不是消极的处世哲学，而是积极的生存艺术，是人类在无常世界中锚定自身的精神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