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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市的初夏，阳光透过法院高大的玻璃窗，在走廊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林晓薇扶着微隆的腹部，站在被告席前，耳边回荡着原告律师尖锐的质问。
“林女士，您是否承认在明知可以挽救一条生命的情况下，选择了拒绝？”
她抬眼望向旁听席，丈夫赵明紧握拳头，眼中满是愤慨与心疼。前排坐着的是原告张太太——那位逝者的妻子，她瘦削的肩膀挺得笔直，黑色丧服衬得脸色更加苍白。再后面，是各路媒体记者，笔尖在纸上飞舞，像一群等待猎物的秃鹰。
法官敲下法槌：“原告律师，请注意提问方式。”
林晓薇深吸一口气，思绪飘回两年前那个春天。
那是临江大学医学院的公益活动日。21岁的林晓薇刚提交完毕业论文，穿过校园广场时，被“骨髓捐献，拯救生命”的横幅吸引了目光。
“同学，留个样本吧，说不定能成为别人的救命恩人。”志愿者热情地递来棉签。
林晓薇没多想，在登记表上签下了名字。她记得那天阳光很好，白玉兰开得正盛，她穿着新买的浅蓝色连衣裙，整个人生像即将绽放的花苞。
“万一配型成功，需要您捐献，会同意吗？”志愿者例行公事地问。
“当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年轻的心里装满了对世界的善意。
命运就是这么巧合。三个月后，她接到了红十字会的电话——她与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患者是38岁的张建国先生，一家小型装修公司的项目经理，有两个孩子。”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知。
林晓薇的母亲得知后坚决反对：“听说捐献很伤身体，你还这么年轻，万一影响生育怎么办？”
“妈，那是救人的事。”林晓薇坚持。
在医院的捐献室里，她躺在采集床上，血液在仪器中循环分离干细胞时，想过这可能是她与张建国此生唯一的交集。
捐献完成后，红十字会转交了一封感谢信，字迹工整而有力：
“恩人您好，感谢您给我第二次生命。等我康复，一定当面致谢。张建国。”
随信附带的照片上，一个面色苍白但笑容温暖的中年男子躺在病床上，旁边是抹着眼泪的妻子和两个半大的孩子。
林晓薇回了封简短的信，祝他早日康复。
“被告，请回答问题。”法官的声音将林晓薇拉回现实。
“我承认我拒绝了第二次捐献要求，但不承认我负有法律上的义务。”林晓薇清晰地说。
原告律师李浩明大步上前：“我的当事人张建国先生离世时仅40岁，留下无业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孩子。而您，曾经的救命恩人，为何在他最需要您的时候转身离去？”
旁听席上传来窃窃私语。赵明忍不住站起来：“我妻子已经救过他一次！她现在怀有五个月身孕，你们要她打掉孩子去救别人？”
法槌重重落下：“肃静！”
林晓薇闭上眼睛，想起三个月前的那个下午。
她刚做完产检，看着B超单上模糊的小人影傻笑，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是林晓薇女士吗？我是张建国的妻子刘慧。”声音急促而嘶哑，“建国病情复发了，医生说必须进行二次移植......只有你能救他了。”
林晓薇愣在原地，手下意识护住腹部：“可是......我怀孕了。”
“我们知道这很冒昧，但医生说造血干细胞捐献对孕妇是安全的......”刘慧几乎在哀求。
“我问过我的医生，孕中期捐献需要卧床多天，还有一定风险。我......”林晓薇艰难地组织语言，“我已经32岁了，这是第一次怀孕，不能冒险。”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传来张建国虚弱但激动的声音：“林小姐，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你欠我的！”
“我欠你的？”林晓薇心头一紧。
“你救过我一次，就该负责到底！如果你这次不救我，之前的捐献不就白费了吗？”张建国咳嗽着，“我才40岁，孩子还小......你忍心看他们成为孤儿吗？”
林晓薇感到一阵窒息：“张先生，我理解你的处境，但我现在也是一个母亲，我必须优先考虑自己的孩子。”
“你的孩子还没出生，而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失去父亲了！”张建国情绪失控地喊道，“如果你不打胎捐献，我做鬼也不会原谅你！”
电话被猛地挂断。
林晓薇瘫坐在沙发上，泪水模糊了视线。那天晚上，她和赵明商量后，正式通过红十字会拒绝了二次捐献。
一个月后，张建国离世。
又过了一个月，法院传票送达。
“林女士，您是否认为，一次捐献就建立了某种‘生命契约’，使您对张建国先生的生命负有持续责任？”李浩明律师质问。
“反对！引导性提问。”林晓薇的律师王静起身。
“反对有效。”法官转向林晓薇，“请用你自己的话陈述当时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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