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市的初夏,阳光透过法院高大的玻璃窗,在走廊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林晓薇扶着微隆的腹部,站在被告席前,耳边回荡着原告律师尖锐的质问。
“林女士,您是否承认在明知可以挽救一条生命的情况下,选择了拒绝?”
她抬眼望向旁听席,丈夫赵明紧握拳头,眼中满是愤慨与心疼。前排坐着的是原告张太太——那位逝者的妻子,她瘦削的肩膀挺得笔直,黑色丧服衬得脸色更加苍白。再后面,是各路媒体记者,笔尖在纸上飞舞,像一群等待猎物的秃鹰。
法官敲下法槌:“原告律师,请注意提问方式。”
林晓薇深吸一口气,思绪飘回两年前那个春天。
那是临江大学医学院的公益活动日。21岁的林晓薇刚提交完毕业论文,穿过校园广场时,被“骨髓捐献,拯救生命”的横幅吸引了目光。
“同学,留个样本吧,说不定能成为别人的救命恩人。”志愿者热情地递来棉签。
林晓薇没多想,在登记表上签下了名字。她记得那天阳光很好,白玉兰开得正盛,她穿着新买的浅蓝色连衣裙,整个人生像即将绽放的花苞。
“万一配型成功,需要您捐献,会同意吗?”志愿者例行公事地问。
“当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年轻的心里装满了对世界的善意。
命运就是这么巧合。三个月后,她接到了红十字会的电话——她与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患者是38岁的张建国先生,一家小型装修公司的项目经理,有两个孩子。”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知。
林晓薇的母亲得知后坚决反对:“听说捐献很伤身体,你还这么年轻,万一影响生育怎么办?”
“妈,那是救人的事。”林晓薇坚持。
在医院的捐献室里,她躺在采集床上,血液在仪器中循环分离干细胞时,想过这可能是她与张建国此生唯一的交集。
捐献完成后,红十字会转交了一封感谢信,字迹工整而有力:
“恩人您好,感谢您给我第二次生命。等我康复,一定当面致谢。张建国。”
随信附带的照片上,一个面色苍白但笑容温暖的中年男子躺在病床上,旁边是抹着眼泪的妻子和两个半大的孩子。
林晓薇回了封简短的信,祝他早日康复。
“被告,请回答问题。”法官的声音将林晓薇拉回现实。
“我承认我拒绝了第二次捐献要求,但不承认我负有法律上的义务。”林晓薇清晰地说。
原告律师李浩明大步上前:“我的当事人张建国先生离世时仅40岁,留下无业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孩子。而您,曾经的救命恩人,为何在他最需要您的时候转身离去?”
旁听席上传来窃窃私语。赵明忍不住站起来:“我妻子已经救过他一次!她现在怀有五个月身孕,你们要她打掉孩子去救别人?”
法槌重重落下:“肃静!”
林晓薇闭上眼睛,想起三个月前的那个下午。
她刚做完产检,看着B超单上模糊的小人影傻笑,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是林晓薇女士吗?我是张建国的妻子刘慧。”声音急促而嘶哑,“建国病情复发了,医生说必须进行二次移植......只有你能救他了。”
林晓薇愣在原地,手下意识护住腹部:“可是......我怀孕了。”
“我们知道这很冒昧,但医生说造血干细胞捐献对孕妇是安全的......”刘慧几乎在哀求。
“我问过我的医生,孕中期捐献需要卧床多天,还有一定风险。我......”林晓薇艰难地组织语言,“我已经32岁了,这是第一次怀孕,不能冒险。”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传来张建国虚弱但激动的声音:“林小姐,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你欠我的!”
“我欠你的?”林晓薇心头一紧。
“你救过我一次,就该负责到底!如果你这次不救我,之前的捐献不就白费了吗?”张建国咳嗽着,“我才40岁,孩子还小......你忍心看他们成为孤儿吗?”
林晓薇感到一阵窒息:“张先生,我理解你的处境,但我现在也是一个母亲,我必须优先考虑自己的孩子。”
“你的孩子还没出生,而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失去父亲了!”张建国情绪失控地喊道,“如果你不打胎捐献,我做鬼也不会原谅你!”
电话被猛地挂断。
林晓薇瘫坐在沙发上,泪水模糊了视线。那天晚上,她和赵明商量后,正式通过红十字会拒绝了二次捐献。
一个月后,张建国离世。
又过了一个月,法院传票送达。
“林女士,您是否认为,一次捐献就建立了某种‘生命契约’,使您对张建国先生的生命负有持续责任?”李浩明律师质问。
“反对!引导性提问。”林晓薇的律师王静起身。
“反对有效。”法官转向林晓薇,“请用你自己的话陈述当时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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