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驰的跑车内,沈懿将清风道长失踪的经过,以及其与纽约失踪案、奎恩生物科技可能的关联,用最简洁的语言告知了柴谦。柴谦听得心惊肉跳,他这才明白沈懿之前的“冷酷”和“利用”背后,背负着何等沉重的压力与危险。
他不再有任何杂念,全力驾驶,同时利用车载电话,不断调动家族在纽约的人脉资源,试图协助定位那辆黑色厢式货车。
沈懿并未像无头苍蝇般乱撞。她将担忧深埋心底,强迫自己进入绝对理性的分析状态。师父的失踪绝非孤立事件,必须将其放在更大的图景中审视。
她首先将“渔夫”提供的失踪人口报告、NYPD-17给她的档案、以及柴谦通过私人渠道能搜集到的近期纽约及波士顿地区非正常失踪案件进行了交叉比对和数据挖掘。结果令人毛骨悚然。
失踪者群体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多样性”。
其中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数量最多,但也最容易被忽视。他们通常没有稳定的社会关系,失踪后往往很久才被记录,调查也极易搁浅。
患有罕见或疑难杂症的贫困患者,尤其是一些在公立医院或社区诊所接受治疗,但预后不佳或需要昂贵持续治疗的人。
独自旅行的背包客或短期访客,如赵明这类。
少数涉及与奎恩生物科技存在利益冲突的个体,如之前的记者、社区活跃分子。
这些失踪案散布在不同警局辖区,由不同侦探负责,表面上看毫无关联。
但她通过时间线和地理信息分析,发现了一些微妙的集群性。
某些区域的失踪率在特定时间段内异常升高。
更关键的发现来自对医疗记录的深度挖掘,她动用了黑客技术和“技师”提供的漏洞。她注意到,在波士地区,有多名失踪者在失踪前的一到两周内,都曾在同一家医院——圣犹大慈善医院,有过就诊或咨询记录。这家医院以其对贫困人群的低收费和慈善项目闻名。
这些就诊记录五花八门,从普通的感冒发烧、轻微外伤,到更复杂的慢性病管理、甚至包括一些精神健康咨询。看起来毫无规律。
但她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共同点。这些失踪者,无论其初始病症如何,在圣犹大医院就诊期间,似乎都被推荐或接受过某种“免费的进阶健康筛查”或“新型疗法体验”,而这些项目,记录显示与奎恩生物科技公司有合作关系。
奎恩以“支持社区医疗”、“推动医学进步”的名义,向圣犹大医院提供了资金和设备,用于进行“前沿生物标记物筛查”、“神经反应测试”或“新型免疫调节剂”的临床数据收集。
线索似乎一下子清晰起来!
圣犹大医院像是一个“筛选器”,奎恩生物科技通过合作的医疗项目,从大量就诊的弱势群体中,筛选出符合某种特定“标准”的个体——这些标准可能包括基因型、生理指标、神经系统特性,甚至是某种难以言喻的“健康状况”或“心理状态”。
然后,这些被“标记”的个体,会在离开医院后不久,以各种方式“人间蒸发”。
然而,当沈懿试图沿着这条线索深入时,却发现自己撞上了一堵无形且坚韧无比的墙。
她试图再次访问圣犹大医院的内部数据库,获取更详细的合作项目信息和患者筛查结果时,发现相关的核心数据已经被转移或加密,访问权限被大幅提升,她之前利用的漏洞都被封堵。显然是有人察觉到了她的探查。
她通过柴谦的关系,试图联系几位曾在圣犹大医院工作、后来离职的护士和行政人员。其中两人直接拒绝了谈话,语气惊恐,另一人答应见面,却在约定时间前因“突发家庭急事”离开了纽约。还有一人,则在沈懿联系后的第二天,因“意外”交通事故住院,昏迷不醒。
她将通过分析得出的怀疑,圣犹大医院与奎恩公司合作项目可能涉及非法人体筛选与失踪案有关,匿名提交给了NYPD和FBI的相关部门。起初似乎引起了某些侦探的注意,但几天后,所有的反馈都变成了“经调查未发现证据支持”、“合作项目符合伦理规范”之类的官样文章。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高层运作,压下了这些调查。
她在学校和MCPHS的导师和项目负责人,都“恰好”在同一时间段收到了一些关于她“可能涉及学术不端”、“与不明境外势力过从甚密”的匿名举报信。虽然查无实据,但一种微妙的不信任感开始弥漫。她在“普罗米修斯-II”项目组的权限也受到了几次不必要的“安全审查”,虽然最终没有变动,但明显感受到了来自项目管理层,尤其是索伦森博士更加审视的目光。普贾·夏尔马更是时常对她投来混合着幸灾乐祸和探究的眼神。
她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被人跟踪了。不是那种蹩脚的盯梢,而是专业的、交替更换的、若即若离的监视。她的公寓门锁有被技术性开启的细微痕迹,个人电脑也遭受了数次极其隐蔽的网络攻击,都被她预设的防护程序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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