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梦者 第16章 写方案纸上风雷动 谈改革神州风云起

腊月二十三的京城飘起细雪，林雨潇踩着积雪回到家时，鼻尖还沾着寒气。

厨房里传来母亲切菜的脆响，姐姐书昀正抱着刚出锅的糖瓜往盘子里摆，氤氲的热气模糊了窗棂上的冰花，这是他插队七年来最安稳的一个年。

可当书房里父亲林清庭叹着气说出“老家亲戚又来要救济粮”时，满室暖意瞬间被一种沉重的无力感驱散。

“冀中平原的麦子亩产才两百来斤，东北黑土地也填不饱肚子，这农业再不变，真要误了国本。”

林清庭摩挲着老花镜的镜腿，声音里藏着积年的焦虑。

林雨潇没接话，插队时那些啃着窝头算工分的日子突然涌进脑海——队长敲着钟喊出工，社员们揣着空肚子在地里磨洋工；

自家种的白菜吃不完烂在窖里，却不敢拿到集市换钱；

后山的酸枣树结得压弯枝，没人敢组织采摘晾晒，怕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

那天夜里，他在台灯下铺开稿纸，笔尖悬了许久才落下，第一行字便写得力透纸背：“当前农村之弊，根在生产关系桎梏生产力，表在政策僵化、管理失当。”

接下来的三天，林雨潇几乎没踏出书房。书桌上堆着厚厚的草稿纸，上面记满了从陕北插队村到东北姐姐插队点的实际情况：

陕北黄土坡上，生产队种着不适合的玉米，亩产不足百斤，却不能改种耐旱的糜子；

东北三江平原，大片林地闲置，社员想养几头猪都要申请，超过两头就算“资本主义尾巴”。

他想起自己临时管理生产队时的尝试——按收割量记工分，结果当年麦子收割效率提高三成，可这法子刚试了半个月就被公社叫停，说他搞“修正主义分化”。

“姐，你们那儿社员出工是不是也爱躲懒？”

饭桌上，林雨潇追问书昀。书昀放下筷子，掰着手指算：“可不是嘛，冬天刨冻土修水渠，去早去晚都记十分工，谁肯卖力？去年队里种的西红柿，熟了没人摘，烂了一地，队长急得跳脚也没用。”

这些细节被他一一补进方案，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在解剖一个积重难返的病灶。

初五那天清晨，林雨潇把厚厚一叠稿纸递到林清庭面前。

晨光透过窗，照在“农村改革初步方案及调查提纲”的标题上。

林清庭戴上老花镜，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手指划过“生产关系限制生产力”那行字时，指节都泛了白。方案里将农村弊病归纳为四条，条条都戳在要害上：

其一，干部体系错位，治理方向偏离。各级革委会以阶级斗争为首要任务，选拔干部重“政治表现”轻“经济能力”，冀中某县公社书记上任三年，没下过一次地，却能背诵整部“农业学大寨”文件。

主管农业的机关充斥着“外行领导内行”，面对农民的温饱诉求，只会用“割资本主义尾巴”来回应。

其二，经营模式单一，资源严重浪费。“以粮为纲”的政策捆住了农民手脚，陕北宜林山地硬种粮食，东北湿地被迫开荒，因地制宜成了空话。

更甚者，个人农产品严禁流通，华北农村的苹果烂在枝头，华南的蔬菜腐在田埂，而城市居民却要凭票抢购；

山林、池塘等资源长期闲置，社员养家禽限数量、养大牲畜要审批，民间生产力被死死压制。

其三，分配制度僵化，生产积极性低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评工记分成了形式主义，大寨式“大概工”盛行，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没区别。

十年陕北插队村亩产只增了十斤，而社员人均年收入不足五十元，不少农户靠贷款买种子、靠救济过冬天，农村劳动生产率二十年几乎零增长 。

其四，流通体制梗阻，商品经济窒息。统购统销政策虽曾稳定市场，如今却成了枷锁。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由国家垄断收购，价格长期偏低，农民种粮越多越吃亏；

自由市场被取缔，“投机倒把”的帽子让农产品无法正常流通，形成“农民卖难、市民买难”的怪圈，与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需求完全背离 。

方案末尾，林雨潇还附上了调查提纲，提出要去冀中看粮食生产、去东北看林地利用、去华南看经济作物流通，每一条都直指问题核心。林清庭看完，手指轻轻敲击桌面，既惊于儿子的胆识，又叹其眼光毒辣：

“你这是要把天捅个窟窿啊。”但眼底的欣赏却藏不住，当晚就把方案仔细修改，用单位的打字机逐页打印出来。

初七上班，林清庭揣着方案走进农贸委主任赵天柱的办公室。两人是留苏时的同窗，当年一起在集体农庄考察过，彼此知根知底。

“老赵，给你看份东西，看完别吓着。”

林清庭把方案递过去，赵天柱漫不经心地翻开，起初还端着茶杯，很快就放下了，眉头从舒展到紧锁，最后干脆站了起来，反复翻看最后几页的调查提纲。

“这是谁写的？”

赵天柱的声音有些发沉。林清庭喝了口茶，慢悠悠道：“我儿子，插队七年，刚回来。”

赵天柱愣了愣，随即笑出声：“后生可畏！比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看得明白。”当即让秘书王芳馨去请林雨潇。

下午三点，林雨潇走进农贸委大楼，手心微微出汗，但眼神很坚定。

赵天柱的办公室陈设简单，墙上挂着全国农业地图，密密麻麻的红点标注着缺粮县。

“小林同志，你说说，这生产关系怎么就限制生产力了？”赵天柱开门见山。

林雨潇深吸一口气，从陕北的例子说起：“赵主任，我插队的村，土地是集体的，种子是集体的，可社员心里没底气。你想，种多了归公，种少了挨骂，谁还愿意多下力气？去年我试着让社员承包菜地，交够集体的，剩下自己卖，结果冬天大家都吃上了新鲜菜，还攒下了零花钱，这就是生产关系顺了，生产力自然就上来了。”

他越说越从容，把方案里的观点一一展开：干部要从“抓斗争”转成“抓经济”，得选懂农活、会经营的人；

政策要放开多种经营，让山地种果树、池塘养鱼，农产品能自由买卖；

分配要打破“大锅饭”，按产量、按贡献算收入，让多劳者多得。

“现在农村像一潭死水，不是农民懒，是政策捆住了他们的手。”林雨潇的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林清庭坐在一旁，手心捏着汗，生怕儿子话说得太尖锐。没想到赵天柱听完，突然拍了桌子：“说得好！我们天天喊农业发展，喊了十几年，不如你一个插队青年看得透彻。”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你看这成片的缺粮县，再不变革，真要出大问题。”

当天傍晚，赵天柱在办公室里拍板：“小林同志，这份方案和提纲我留下了。农贸委下周要组织调查组去各地调研，你作为特派专员跟着去，把你看到的、想到的都落实到实地调查里。”

走出农贸委大楼时，夕阳正染红天际。林清庭拍着儿子的肩膀：“你这担子，可不轻啊。”

林雨潇望着远处的炊烟，想起陕北村里那些盼着吃饱饭的老乡，轻声说：“爸，只要能让地里多打粮，让农民多挣钱，再重的担子也挑得动。”

寒风里，他的身影挺得笔直，像一株迎着风雪生长的白杨树，而那份凝聚着心血的方案，正悄然酝酿着一场即将席卷中国农村的风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