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槿随后看向李善长,语气平和地问道:“李丞相,如今徐大帅想必已收复陕西,西北一带是否仅剩甘肃待平定了?”
李善长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徐达收复陕西的军报,今日早朝才刚刚送达朝堂,沈家庄地处郊外,朱槿竟能及时知晓。
他下意识看向一旁的朱标,暗自猜测是世子将消息告知了朱槿,却不知朱槿早已凭借自己的信息渠道掌握了军情。
昨天夜里,蒋瓛已经将影卫收集的北伐的情报交给朱槿。
密保字迹是影卫特有的密写体,娟秀中带着几分刚劲,除了 “徐达已收复陕西” 的核心捷报,还详细记录了北伐军的具体情况:军中剩余粮草约够十日之用,士兵伤亡不足五千,目前正驻守西安休整;残元势力已退至甘肃,在兰州、张掖一带布防,兵力约三万余人,多为骑兵。
短暂思忖后,李善长颔首答道:“二公子所言不差,徐大帅确实已收复陕西,眼下西北仅剩甘肃需加紧平定。”
待李善长回应完毕,朱槿转而面向杨思义,话题落在了北方的粮饷难题上:“杨大人,如今北方初定,多地田地荒芜,军粮供应颇为紧张。除了关中法运粮之外,不知您是否还有其他应对之策?”
杨思义闻言,缓缓起身作答:“回二公子,当前经历连年战乱后,北方地域如河南、山东及西北等地,百姓流离,田地荒芜面积甚广,朝廷不仅赋税难征,连边军粮草都需从江南长途转运,成本极高——单说从江南运粮至北平,每石粮食的运输消耗就高达三石。
这消耗并非凭空而来:一来江南至北平路途遥远,需经运河转陆路,仅船只租赁、车马雇佣的费用就占去不少;二来途中需供养运粮的民夫与兵卒,每人每日消耗的粮食加起来便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三来北方路途多崎岖,部分路段还需涉水或翻山,粮食在装卸、运输过程中难免损耗,遇上天灾或盗匪袭扰,损耗更是翻倍,算下来每运一石粮食到北平,路上消耗三石都算是保守估计。”
“加之残元势力退守漠北,北方九边需驻军防御,边地却无粮可征,若全靠百姓转运粮草,恐引发民怨,元末的开河变钞教训仍需谨记;即便采用关中法利用商人运粮,其成本依旧不低。”
顿了顿,杨思义继续说道:“正因如此,下官曾向上位上疏,提出‘屯田乃立国之本’的想法——如今北方荒地多、军粮少,若能让士兵在无战事时耕种,同时组织百姓到边疆屯田补粮,既能满足国用,也能减轻百姓负担。上位采纳了这一建议,如今已成为朝廷推行屯田制度的核心思路。”
朱槿听着杨思义的话,心中暗自思索:屯田制度其实是古代为解决军粮、减轻财政压力而推行的“兵农合一”策略,核心是让士兵兼顾耕作与防御,实现“以屯养兵”,这一制度历经多代发展,到明朝时已较为完善,对边防稳固与边疆开发意义重大。
他想到,军屯并非明朝首创,早在秦始皇时期,蒙恬北击匈奴后,便曾组织士兵在河套地区开垦荒地,开创了军屯的雏形;而明朝的军屯制度更为成熟,自己老爹将其作为立国之策,明确边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两分守城、八分屯田”,还将士兵分为专职耕种的“屯军”与专职防御的“守军”,确保各司其职。
洪武至永乐年间的军屯,曾是大明王朝的坚实支柱 —— 永乐年间那时每年征收的 “子粒”(即屯军耕种土地后,按规定向朝廷缴纳的粮食,是军屯制度下朝廷获取军粮的主要形式,缴纳比例会根据土地肥力、年景好坏有所调整)粮食多达数千万石,占全国粮食征收总量的四成以上。
这巨额的粮食储备,不仅基本满足了百万大军的日常需求,无需朝廷额外加税或依赖百姓长途转运,更成为 “永乐盛世” 的重要基石。
正是有了军屯稳定的粮饷供应,朱棣才能安心推动一系列治国举措:疏浚大运河打通南北物资通道,修建北京紫禁城巩固统治中心,派遣郑和率船队远航彰显国威。
更关键的是,军屯成为朱棣五征漠北的核心后勤保障 —— 漠北草原远离中原,粮草转运本是天大难题,而北方九边的军屯基地,如大同、宣府等地,提前储存了大量子粒,成为北伐军的 “前沿粮仓”。
每次出征前,朝廷无需从江南长途调粮,只需从军屯粮仓调拨,既缩短了准备时间,又减少了运输损耗;甚至部分随军屯军还能在北伐沿途临时开垦荒地,补充粮草。
可以说,若无军屯的支撑,朱棣五征漠北、打击鞑靼与瓦剌势力的宏大战略,几乎难以实现。
军屯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它更带动了边疆的长远发展。
比如云南,当年沐英率军屯垦,不仅开垦荒地百万亩,还引入中原的水稻、小麦等作物与先进农具,让昔日荒僻之地逐渐变成 “西南粮仓”,百姓生活日渐安稳;北方九边的军屯,也让长城沿线的大片荒地变为良田,既缓解了边粮短缺问题,又形成了 “屯堡相连” 的防御体系,有效抵御了蒙古部落的袭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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