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奸令”如同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华夏上空,其森然剑气渗透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主动坦白窗口期内,无数中小级别的“暗桩”与“两面人”在恐惧与侥幸的撕扯中走向坦白点,或是在深夜被“烛龙”悄然带走。然而,真正隐藏在权力与光环最深处的“大佬”们,却依然在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自己的面具,试图以更深的伪装和更精妙的算计,度过这场风暴。他们相信自己的地位、人脉和手段,足以抵挡这看似汹涌的清查。
“伏羲”生成的内部威胁拓扑图上,大部分灰色的隐患点已被清除或转为代表“已控制”的蓝色,但仍有数个位于权力网络核心节点的、闪烁着不祥暗红色光芒的光点,顽固地存续着。它们被“伏羲”标记为“T”级(Top)目标。清除这些目标,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更周密的部署,以及……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
第一个被锁定的“T-01”目标,是周天佑。
周天佑,六十八岁,天佑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兼理事长,连续多年被评为“华夏杰出慈善家”,“感动华夏”年度人物候选人。他满头银发,面容慈祥,常着一身素雅唐装,言谈举止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于社会责任的深刻“洞见”。他的基金会业务遍及教育、医疗、扶贫、环保等多个领域,资助建立了上百所希望小学,捐赠了数十所医院的医疗设备,在民间和舆论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他是各类高端政商论坛的常客,与许多退居二线的元老、现任的部委官员、知名的学者艺术家交往密切,合影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他的基金会年报数据漂亮,审计报告无懈可击,运作“透明”,被誉为慈善界的“清流”与“标杆”。
然而,在“伏羲”那穿透表象的逻辑之网中,周天佑的光环之下,缠绕着无数难以解释的“巧合”与“异常”。
天佑基金会接受的大量海外捐款,最终流向了一些看似与慈善无关的领域,如某些特定高校的“西方政治制度研究”中心、几个以“环保”、“人权”为名、实则长期发布攻击华夏政策报告的境外NGO的国内合作方,甚至通过复杂的股权设计,间接支持了几家屡次刊发不实报道、煽动社会对立的网络媒体。
基金会组织的各类国际交流、学术研讨、青年领袖培训项目,其参与者名单中,总会出现一些后来被证实为境外情报人员伪装成的“学者”或“记者”。这些平台,在“伏羲”的分析中,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信息交换和人员筛选网络。
周天佑利用其慈善家的人设和广泛的人脉,经常能“无意间”接触到一些非核心、但极具拼图价值的内部信息(例如某政策制定的争论焦点、某次重要会议的非正式基调、某些关键岗位人选的潜在动向),这些信息经过他的“提炼”后,总能通过特定渠道,及时地出现在境外某些机构的分析报告里。
他就像一只精心织网的蜘蛛,用金色的慈善丝线,编织着一个服务于外部势力的情报与影响力网络。他从不直接窃密,他只是“乐于助人”地搭建平台,“热心公益”地牵线搭桥,“无意中”听闻并“感慨”一些事情。他的危害,不在于单次信息的价值,而在于其长期、系统性地为外部势力渗透和影响国内舆论、学术乃至政治生态,提供了关键的节点和通道。
针对周天佑的调查,早已在“锄奸令”颁布前就已秘密启动,但进展缓慢。他极其狡猾,从不使用常规的电子设备进行敏感通讯,重要的信息传递往往依靠单线联系、死信箱,甚至利用基金会海外项目的掩护,在境外进行面对面交接。他的资金流向经过全球顶尖会计师和律师团队的精心设计,表面合规,难以直接抓住把柄。
“他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而且……他似乎能嗅到危险。”“烛龙”负责此案的组长雷鸣向陈刚汇报时,眉头紧锁,“我们几次外围的调查,他都似乎有所察觉,随后便会沉寂一段时间,或者进行一些看似正常的业务调整来混淆视线。”
“他不是能嗅到危险,”“伏羲”的合成音在指挥中心响起,带着一种超越人类的冷静,“他是基于对自身行为风险的评估,以及其情报网络反馈的异常信号,做出的概率性规避。他的行为模式中存在十七个可预测的应激反应节点。”
张诚在听取汇报后,只给了四个字的指示:“固证,待机。”
“烛龙”加强了对周天佑及其核心圈子的全方位、立体化监控。不仅限于行踪、通讯,更包括其基金会所有项目的资金流水深度审计、其接触过的所有人的背景交叉分析、甚至其家中垃圾的分类检索……“伏羲”则持续运行着针对周天佑行为模式的深度学习模型,寻找其逻辑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
转机,出现在一次看似偶然的全球金融数据波动中。
“伏羲”在监控与天佑基金会有资金往来的数千个海外账户时,捕捉到位于维京群岛的一个空壳公司账户,出现了一笔异常的资金转入。这笔钱的金额不大,来源经过多层伪装,但其最终的受益人指向,经过“伏羲”超过五万次的关联计算和路径还原,竟然与周天佑一位早已移居海外、鲜少联系的私生子有关联!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