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林杰觉得压在肩上的重量,似乎轻了那么一点儿。
检讨做了,责任认了,接下来该干嘛还得干嘛,改革这条路,不可能因为出了几个蛀虫就停下来。
沈明跟在旁边,手里抱着一摞文件,走得不紧不慢。
他知道首长这时候需要安静,所以一句话都没说。
一直到回了办公室,把文件放下,他才开口。
“首长,卫健委那边刚才来了电话,说那个行贿人黑名单的征求意见稿,今天下午下班前能送到您桌上。”
林杰点点头,在办公椅上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问道:
“周明华那边什么意思?”
沈明说:“周主任的意思是,这个制度推出来容易,但后续执行恐怕会有阻力。毕竟涉及到那么多药企,有的还是纳税大户,地方上可能会有想法。”
林杰把茶杯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那片银杏叶已经落了大半的院子。
他说:“有想法就对了。没想法,说明咱们这个制度没戳到痛处。行贿人黑名单,就是要把那些靠歪门邪道做生意的,从市场里清出去。正经做药的企业,怕什么?”
沈明没再说什么,应了一声就退出去了。
林杰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脑子里却停不下来。
他想起郑建国的案子,想起那些被套走的医保基金,想起那些偏远乡镇卫生院里本该用上耗材却没等来的病人。
行贿,受贿,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些年查受贿查得紧,但行贿那边,一直雷声大雨点小。
很多药企老板心里清楚,只要舍得花钱,总能找到愿意收钱的人。
被抓了是倒霉,没被抓就是赚了。
这个黑名单,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行贿的成本,比他们想象的要高得多。
三天后,卫健委正式发布了《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的通知》。
通知很简短,核心就几条:
一旦查实药企或其代理人存在行贿行为,该企业将被列入黑名单,三年内不得参与公立医院的药品耗材招标采购;情节严重者,永久禁入;
黑名单全国联网,信息共享,任何公立医疗机构不得采购其关联产品。
通知发出去不到二十四小时,林杰的办公桌上就多了一封信。
封面上写着“联名信”三个大字,落款是一串药企的名字,足足有三十多家。
沈明把这封信递给他时,脸色不太好看:“首长,这些企业联合起来的动作够快的。听说他们昨天还专门开了个会,商量怎么应对这个黑名单。”
林杰接过信,翻开看了看。
信写得很长,措辞客气但意思明确:我们支持反腐,但黑名单制度惩罚过重,会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甚至可能导致部分企业倒闭,影响营商环境。建议重新考虑,或者设置一个缓冲期。
信的末尾,那些药企的名字一个个签在上面,有林杰认识的,也有他不认识的。
认识的那几个,都是国内医药行业排得上号的大企业,年营收几十上百亿的那种。
林杰把信放下,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他问沈明:“你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吗?”
沈明愣了一下,没敢直接回答。
林杰也不等他回答,自己接着说:“有道理,也没道理。惩罚过重?那些被他们行贿的人,判多少年?那些被套走的医保基金,老百姓损失多少?他们行贿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惩罚重不重?”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沈明说:“营商环境,不是给行贿的人准备的。正经做生意的,我们欢迎;想靠歪门邪道发财的,趁早滚蛋。”
沈明点点头,说:“那这封信怎么处理?”
林杰转过身,说:“存档。告诉他们,我收到了。但制度不会改,也不可能改。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企业因为行贿被禁入是‘影响营商环境’,那就让他们来找我,当面说。”
接下来的几天,林杰的办公室格外安静。
那些联名抗议的药企,没有一个真敢来找他当面说。
但他们也没闲着,通过各种渠道,把这封信送到了更高层的手里。
有人向上反映,说林杰这个黑名单制度“一刀切”,会打击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有人通过媒体放风,质疑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还有人私下串联,想找人大代表帮忙提意见。
林杰对这些动作一清二楚,但没去管。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等风头过去,等那些真正关心自己企业长远发展的人想明白了,自然会来找他。
果然,一周后,第一个拜访者出现了。
来的人叫陈立华,是江东省一家中型药企的老板,公司规模不大,但在当地小有名气。
他的公司从来没有行贿记录,历年合规经营,是那种真正靠产品质量和服务吃饭的企业。
他来找林杰,不是为了抗议,而是为了请教。
“林副总,”陈立华坐在沙发上,态度很恭敬,“我们公司这些年一直老老实实做药,从来没走过歪路。但这个黑名单制度一出来,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点打鼓。不是因为怕自己进去,是怕万一有竞争对手恶意举报,诬陷我们,那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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