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改革 第7章 特权

朱由检胸中那股沸腾的杀意，最终还是被卢象升硬生生劝了下来。这场景何其相似——就如同当年他热血上涌，提着天子剑要去陕西砍了为非作歹的秦王，结果被孙传庭死死拦住时一模一样。

一番折腾之后，乾清宫终于重归寂静。朱由检喘着粗气坐下，发热的头脑渐渐冷却，理智开始回笼。

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这个道理他懂。但现实的问题却摆在面前：《大明律》是太祖钦定、维系天下的根本**，其权威甚至隐隐凌驾于皇权之上。它不是不能改，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便他身为皇帝，强行下旨更改“干名犯义”这等核心条款，必然招致整个文官集团的剧烈反弹和软性抵制。旨意出了皇城，恐怕就真的成了一纸空文。

他不可能把天下所有不执行新法的官员都砍了——若真那样，谁去收税？谁去断案？谁去治理这庞大的帝国？难道要他这个皇帝事必躬亲，从早到晚去处理无穷无尽的琐事？这根本不现实。

“唉……”朱由检揉着发胀的额角，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被紧紧束缚。改革之难，远超他的想象。

就在他对着眼前的死局苦思冥想，试图找出一条既能匡扶正义又不至于引发朝堂地震的两全之策时，新的麻烦已经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了。

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捧着一摞刚送到的奏疏，近乎屏息地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御案的右上角——那是专门摆放紧要奏章的位置。

最上面的几份，封皮格外醒目。一份来自南京都察院都御史唐世济，另一份来自刑科都给事中李清，还有几份则出自南京六科廊那些以风闻奏事为能的言官之手。甚至可能还有一份来自都察院右都御史钱谦益。

根本不用翻开，朱由检用脚指头想都能猜到里面会写些什么。恐怕已经风闻了今日乾清宫前的这场风波和李氏告夫这桩“骇人听闻”的案件。弹劾的奏疏，到底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如此之快。

南京城内，皇帝欲亲斩虐妻监生、却被重臣拦下的消息，以及那桩惊世骇俗的“妻告夫”案，在街巷坊间激起了远比官场更为汹涌复杂的波澜。

对于读书人、乡绅以及那些自诩为“道德中坚”的阶层而言，此事引发的首先是巨大的焦虑和强烈的批判。茶肆、文会之中，处处可闻忧心忡忡的议论。

“荒唐！真是荒唐至极！”一名老秀才在茶馆里顿足捶胸，“妻告夫，纲常逆乱之始也！长此以往，夫不夫，妻不妻，家不成家，国将何以为国？”

“陛下虽有仁心，奈何被奸佞小人蒙蔽！那锦衣卫鹰犬，为了逢迎上意，竟连祖宗法度都不顾了！”另一人附和道，言语间将矛头指向了李若琏。

他们担忧的并非周室成个人的命运，而是整个赖以生存的伦理秩序被动摇。许多士绅家庭甚至开始严厉约束家中女眷，告诫她们安守本分，切勿听闻外界“邪说”。

然而，在市井巷陌、贩夫走卒之间，却涌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情绪。酒馆、码头、集市上，人们交头接耳，虽不敢大声喧哗，言语间却大多带着一种隐秘的快意。

“嘿！听说了吗？那周监生被锦衣卫的老爷锁了！就因为他往死里打自家婆娘！”

“该！这种男人，仗着读了几本书，有点功名，就不把女人当人看！早该有人治治他了！”

“还是皇上圣明啊！虽说没砍成，但能为了一个妇人发这么大的火，总是个心思！”

尤其是许多深受家庭暴力之苦的妇人，更是将此视为一线微光，在洗衣、织补时悄悄交换着眼神，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既有同情，也有一种压抑已久的期待。

南京城内的说书人和戏班子，嗅觉最为灵敏。短短数日内，各种改编段子便已悄然出炉。有的依旧站在卫道立场，痛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但更多为了吸引市井听众的，则开始渲染“恶夫遭报”、“弱女鸣冤”的情节，虽然依旧不敢明目张胆褒扬“告夫”行为，却将周室成描绘得无比丑恶，间接地将同情给予了李氏。这些故事在民间快速流传，进一步搅动了舆论。

当然，绝大多数百姓仍处于深深的观望和固有的恐惧之中。他们既期待皇权真能如话本里那般“为民做主”，又根深蒂固地害怕“礼法”的强大力量。他们担心这只是昙花一现，担心李氏最终会遭到更严厉的报复，担心自己若有效仿之心，会落得更为凄惨的下场。这种“盼青天”又“怕官府”的矛盾心理，最为普遍。

正当朱由检对着《大明律》条文和那堆弹劾奏疏感到束手无策时，一个念头突然出现。

“朕真是蠢！竟被这群腐儒带进了沟里！”他猛地一拍大腿，“跟他们辩什么律法条文？朕是皇帝！朕有的就是特权！”

困扰他的核心，在于李氏“妻告夫”本身程序上的原罪。那么，解决之道就变得异常简单——直接动用皇权，将这份“原罪”赦免掉即可。

“特许，特免，特旨！对啊！朕怎么早没想到！”朱由检豁然开朗，兴奋地站起身，在殿内踱了两步，“祖宗家法是死的，朕是活的！朕说她不罪，她便不罪！”

说干就干。他再无犹豫，立刻回到御案前，铺开一份特用的黄绫敕旨，提起朱笔，略一思忖，便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内容直截了当：鉴于民妇李氏确有冤情，情有可原，朕特旨恩准其陈情，赦免其“干名犯义”之罪，所告一案，着刑部依律秉公审理，不得因其告夫之事再行追究。

“王承恩！”

“奴婢在！”

“立刻将此特旨明发刑部！将李氏一案，连同所有证据证词，一并移交过去！告诉钱龙锡，朕的旨意很清楚——人犯的罪，给朕按《大明律》里‘殴伤妻妾’的条款，从严究办！告状的人，朕已特赦，不得再问！”

“奴婢遵旨！”王承恩双手捧过特旨，心中暗叹陛下这手“釜底抽薪”真是既霸道又巧妙。

很快，这道特旨便被快马送至刑部衙门。可以想见，当钱龙锡接过这份旨意时，脸上那复杂无比的表情——既有对皇帝终于找到破局之法的叹服，更有对接下来要直面整个官僚体系反弹的深深忧虑。

皇帝把最大的障碍搬开了，现在，压力完全给到了刑部。案子回到了“依法审理”的正轨，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已绝非一桩简单的伤人案，而是成了皇权与文官体系围绕“法理”与“特权”角力的风暴中心。

三日后，刑部的判决终究还是依律而出。

周室成被训诫开释，仅被要求具结保证不再殴辱妻子。但其监生功名被革去，永不叙用。

面对这份充斥着“依律”、“勿论”字眼、于情虽苛、于法却无懈可击的判决，朱由检沉默了良久。他深知，这已是钱龙锡和三法司在《大明律》框架内所能做到的极限。

然而，他胸中那口气却难以平复。法律奈何不了你，朕奈何得了！

他再次提起朱笔，这一次，不再是赦免，而是一道强势介入的特旨：“民妇李氏，既蒙冤屈，夫妇之情已绝，伦常之义已失。着即令周室成写下休书，解除婚约，各听其便。所需文书，由官府即刻办理，不得延误。”

这道旨意，以不容置疑的皇权，强行斩断了李氏与周室成之间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为她劈开了一条生路。

但这还不够。朱由检要的是以此案为例，撼动那积弊已久的沉疴。他旋即命人再次张贴皇榜，公告天下：“朕闻世间多有虐妻殴妇之徒，悖逆人伦，有伤风化。自即日起，凡有妇人遭受丈夫毒打、虐待，情节严重、有实据者，皆可往锦衣卫衙门呈递状纸。一经查实，朕必效李氏之例，特赦其告夫之罪，并酌情判令离异，还其自在之身！”

这道皇榜，在整个大明疆域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表面上看，对周室成的判决似乎很轻——没有杖责，没有徒刑。然而，革去功名，永不叙用，对于一名读书人而言，已是社会性死亡的宣告，他此生仕途尽毁，再难翻身，这在此刻重功名、讲出身的时代，已是除**刑罚外最严厉的惩处之一。

而皇帝后续的特旨和皇榜，更是石破天惊。它首次以官方名义，为在婚姻中遭受极端暴力的女性打开了一条极其艰难却真实存在的救济通道——尽管代价巨大，且最终依赖的是皇帝个人的特旨恩赦，而非制度性的保障。

朱由检用他混合着“依法判决”和“特旨恩赦”的方式，在这铁板一块的礼法秩序上，硬生生撬开了一道微小的缝隙。这道缝隙里透出的光，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许多深陷黑暗之中的人的前路。

李国禄苦着一张脸，感觉自己像是接了个烫手山芋。他站在锦衣卫衙门口新设的“特办丈夫殴妻所”前，看着眼前挤作一团、哭声呜咽的妇人们，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皇上金口一开，自然是万民称颂“圣明”。可这具体办事跑断腿的，还是他李国禄。自打处置李氏案“得当”，他就在上司李若琏一句“国禄深知此中章程，此事非你莫属”的“褒奖”下，被委派了这项前所未有的新差事——专管“丈夫殴妻”之讼。

这差事听起来是陛下仁政，真办起来却是百般难受。他得耐着性子，听那些妇人哭诉家中丈夫如何酗酒、如何赌博、如何拳脚相加；得派人去查证那些清官都难断的家务事；更得时刻提防着，不能让人抓住“干预民户”、“破坏纲常”的把柄。

“这位娘子，你先别哭…慢慢说，你那丈夫是何时动的手？可曾见血？有无邻舍目睹？”李国禄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和蔼可亲，同样的话他一天已问了不下二十遍。

“军爷！军爷您要给民妇做主啊！”一个妇人扑跪在地，扯开衣领，露出颈间的淤青，“那杀才只因奴家做饭晚了些，便下此狠手啊！”

另一个妇人挤上前来，急声道：“还有我！我家那口子…”

李国禄一边示意书吏详细记录，一边心中暗叹：“这真是…陛下动动嘴，我等跑断腿。指挥使大人倒是清闲了，苦的可是我老李！”

他知道，自己如今正站在风口浪尖。士林清议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这里，就盼着他出一点差错，好立刻上本弹劾，将这“败坏风俗”的特办丈夫殴妻所一举掀翻。而他每受理一桩案子，都像是在那看似坚固的礼法铁幕上，小心翼翼地敲开一道微不可察的缝隙。

这差事，真是费力不讨好。但皇命在身，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在这片前所未有的领域里，艰难地摸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