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改革 第37章 司法改革（二）

在初步理顺了行政与司法体系后，朱由检将目光投向了维持地方治安的核心力量。得益于此前建立的、覆盖全国的驿站系统——每十里便设有一个锦衣卫巡查所——他手中已然握有一张遍布帝国的治安网络雏形。如今，他要将这张网织得更密、权限定得更清，打造出大明版的“警察部队”。

同时，朱由检将原本十里便有的巡查所改成了每五十里一个。每个巡查所设十名锦衣卫。

他即刻召来了锦衣卫指挥使李若涟。

“李卿，驿站巡查所之设，成效斐然。然于县城之内，力量尚显单薄。”朱由检开门见山，“朕命你即刻着手，大力扩招锦衣卫。首要之务，便是确保大明每一座县城，常驻的锦衣卫力量不得少于二十人，由他们负责统辖、管理县城内外相关的所有巡查所。”

李若涟心领神会，这是要极大地强化锦衣卫在地方的存在。他正待领命，朱由检接下来的话，才真正揭示了此番布局的深远意图。

随即，一道措辞严厉、意图明确的圣旨颁行天下：“自旨到之日起，各府、州、县原有官员、胥吏，其‘捉拿人犯、缉捕盗贼’之权，即刻废止！各地保境安民、维持治安之责，全数转由当地锦衣卫专司负责！”

圣旨明确划分了权责：

锦衣卫：专职负责案件的侦查、证据收集、以及人犯的缉捕与初步审讯。

按察使司系统（法院）：专职负责依据锦衣卫移交的案卷、证据进行审理和判决。

这意味着，地方行政官员再也无权直接派衙役去抓人，司法审判官也不再兼任侦查职能。一套“侦查（警察）-起诉（检察官职能暂由锦衣卫代行）-审判（法院）”的权力分离雏形，被强行植入了大明的肌体。

为了遏制锦衣卫以往滥用刑讯的积弊，朱由检面色凝重地叮嘱：“李卿，切记约束下属！审理当地寻常案件，非谋逆重罪，不得随意动用大刑，严禁刑讯逼供！朕把丑话说在前头——”

皇帝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倘若发现有无故用刑者，其所获之口供，朕的‘法院’将一概不予采信，视同废纸！更紧要的是，若是因此造成冤假错案，苦主鸣冤，查证属实后，所有赔偿，便从朕拨给你锦衣卫的活动经费里扣！”

他看着李若涟瞬间变化的脸色，又加重了语气：“若是哪个混账东西胆敢把人犯打死在了诏狱……哦不，是你们那办案房里，涉事之人立即罢官夺职，永不叙用！你这指挥使，也休想置身事外！”

这一套“证据排除”、“经费连坐”与“个人追责”的组合拳，让李若涟背后瞬间沁出冷汗。

他明白，皇帝这是既要锦衣卫成为高效的工具，又要亲手给它套上缰锁。以往的许多“便利”之门，从此被彻底关死了。

此令一出，天下震动。

地方官员失去了最重要的暴力工具，顿感权力被架空；而锦衣卫则权力暴涨，却也戴上了前所未有的紧箍咒。一场围绕治安权与司法权的深刻变革，伴随着无数的暗流与博弈，在大明的疆域内悄然展开。

在明确锦衣卫作为专职治安力量的同时，朱由检更进一步，颁布了一道石破天惊的诏令，彻底打破了“民不告，官不究”的传统窠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击碎了“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诏令明确宣告：

“自即日起，凡我大明子民，不论士农工商，无论身份贵贱，倘有蒙受冤屈、遭遇不公者——无论是不法之徒行凶殴打、盗匪窃取家财，抑或是受地方豪强、不法胥吏乃至官员欺压——皆可径赴所在地锦衣卫巡查所或县衙锦衣卫驻所，鸣鼓或呈状报案！”

“各地锦衣卫接到诉状，必须受理登记，依律查办，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阻！凡有锦衣卫拒不受理或拖延塞责者，百姓可上告，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它赋予了底层百姓一条前所未有的、直通国家暴力机关的申诉渠道。

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农夫，若被乡绅夺了田产，他不必再只能通过可能已被收买的县衙胥吏申诉，而是可以直接走进挂着“锦衣卫”牌子的衙署，要求那些身着飞鱼服、手握绣春刀的天子亲军为自己主持公道。

时至崇祯十六年，一项已悄然运行三年的制度——“锦衣卫直接收状、查实即捕”——结束了其在南直隶的试点，由皇帝朱由检下旨，正式推向全国。

这项曾被朝野诸多势力观望、质疑甚至暗中抵制的举措，在历经三载实践检验后，其推广之顺利，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而这一切，都得益于锦衣卫在过去数年间，凭借实实在在的行动，在民间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全新口碑。

数年来，百姓们亲眼所见：

当旅人在荒僻驿道遭遇盗匪，是锦衣卫巡查所的力士闻讯疾出，缉凶追赃。

当普通农户被豪强侵占田产、有冤难申时，是锦衣卫接下了状纸，查证属实后，毫不犹豫地将那昔日无人敢惹的乡绅锁拿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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