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林辰坐在书房的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回车。屏幕上是刚整理完的“监督机制推广进度-003”文件,标题规整,数据清晰。他没关机,直接切换到另一个加密盘,输入密码,打开了名为“和珅遗踪”的文件夹。
桌角的咖啡已经凉了,杯沿留下半个指印。他点开“线索图谱V7”,一张由几十个节点和红线构成的网络铺满屏幕。中央是“林氏家谱(残)”,向四周延伸出“宗人府档案”“承德避暑山庄藏档”“海外清史文献”等分支。几天前还亮着的几个关键节点,此刻已被标成灰色。
他点开“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调阅记录”,页面弹出提示:“该批次档案暂不对外提供查阅,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下方备注写着“系统升级”,但林辰清楚,这已是第三次收到同样的通知,而前两次的理由分别是“目录重编”和“纸质修复”。
电话响了。他按下接听,声音压得低:“王老那边,有消息吗?”
刘伟在另一头说:“联系了他助手,说王教授前天住院了,脑供血不足,医生不让见人。电话打过去,一直是关机状态。”
林辰没出声。这是第三个突然失联的学者。上个月,辽宁抚顺那位保管民间族谱抄本的老教师,说资料在移交文化馆途中被雨水泡毁;再早些,广东一位清史爱好者,原本答应提供一份海外拍卖行的和珅手札影印件,却在约定前夜发来消息,称“家族内部有异议,不便再谈”。
他挂了电话,调出调查日志。时间轴从半年前开始,一条条记录像被无形的手逐一掐断。他曾以为职位提升能打开更多门路,可现实是,越往上走,某些门反而关得越紧。
陈雪敲门进来时,他正盯着那枚私印拓片的照片。照片边缘有些模糊,是他早年在潘家园从一个老藏家手里换来的,据说是和珅书房常用印的翻刻。原主前月突然登门,说祖上遗训,此物不得外传,无论如何劝说都不肯收回钱款,只把拓片带走了。
“培训手册第四稿改好了。”陈雪把U盘放在桌上,“你之前说的权限边界问题,我们加了三级响应机制,确保不越级也不推诿。”
林辰点头,目光没离开屏幕。“你觉得,一个人记得很清楚的事,但所有人都说没有证据,算不算存在?”
陈雪愣了一下。“你是说……历史?”
“我是说,如果一个人坚信某件事发生过,所有细节都对得上,可档案里查不到,实物也找不到,那这件事还能不能被承认?”
她沉默几秒。“在政策研究里,我们只认可可验证的信息。记忆再准确,也不能替代原始材料。”
林辰笑了笑,没反驳。他知道她说得对。现代规则不认前世的记忆,哪怕那记忆清晰得如同昨日。
“刘伟刚报上来,和平街监督组昨天又拦下一辆没盖篷布的渣土车,环保局五分钟内到场处理。”陈雪补充道,“王桂兰说,他们打算下周组织一次居民开放日,邀请施工方和居民面对面。”
“让他们办。”林辰终于移开视线,“名字还是列全,一个都不能少。”
陈雪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你最近……是不是在查什么特别的事?”
他没回答。她也没追问,转身走了。
门关上后,林辰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十几页手写稿,字迹工整,是他凭记忆默写的和珅家书片段。他曾将其中一段与公开出版的《和珅奏折汇编》对照,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可这种“准确”,在学术界毫无意义——没有出处,没有佐证,连引用都做不到。
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写着:“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初七,奉旨查办闽浙总督富勒浑贪腐案,查抄银两八十万,金器三千余件,田产四十七处,皆入内务府。然户部账册无录,宫中亦无档存,唯军机处档房有一签条,后被焚。”
这段记忆太清晰。那天夜里,他亲自在档房烧了那份签条,火光照着他手上的翡翠扳指。他知道乾隆不想留痕迹,而他,只是执行者。
可现在,他想找那个痕迹,却连灰都找不到。
手机震动。是档案馆的熟人,发来一条语音:“老林,你上次问的‘内务府密档分流记录’,我帮你翻了目录,确实有编号,但实物不在库。管理员说,九十年代初清点时就缺了,可能是移交遗失。”
林辰听完,把手机扣在桌上。
他一条条删掉“线索图谱”里的虚假连接。那些他曾寄予希望的节点,一个个熄灭。最后只剩中央那个“林氏家谱(残)”,孤零零地亮着,像一盏快没油的灯。
窗外天光渐亮,城市开始运转。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清代官制沿革》,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用铅笔写下:“线索中断。北京、辽宁、广东三线皆断。学者失联,档案封存,实物回收。非偶然,是阻断。”
他停顿几秒,又补了一句:“暂停三个月。重心回归政策落地与项目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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