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孤臣：从科举到定鼎四海 第48章 调研赋税定对策

晨雾尚未散尽，沈砚秋已带着两名贴身衙役，踏上了米脂县西乡的土路。马蹄踏过干裂的田埂，扬起细细的尘土。路旁的村落，土坯房低矮破败，偶有面黄肌瘦的农户蹲在门口，用混浊的眼睛麻木地看着这一行官服人员经过。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牲口粪便的气味，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绝望。

这是他自那日“释放家丁”后，第一次大规模地离开县衙，深入乡村。王府管家赵德福那边暂时没了动静，知府的书信威慑似乎也告一段落。但沈砚秋知道，这平静的水面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他不能坐等巡按御史，更不能将希望完全寄托于王书吏那条隐秘的查粮线上。他需要更全面地了解米脂，找到更多可以撬动僵局的支点。而赋税，这个关乎县衙命脉、也直接压在农户头上的巨石，无疑是他当前最能名正言顺插手，也最能触及地方势力根本的领域。

“老丈，今年收成如何？县里的赋税，缴得可还顺利？”沈砚秋在一个名为李家坳的村子口停下，下马走向一位正在艰难地劈着柴火的老农。那老农看起来年过六旬，背脊佝偻，手上的老茧厚得惊人。

老农见到官老爷，本能地想要跪下，被沈砚秋伸手扶住。他惶恐地搓着手，嗫嚅道：“回…回青天大老爷的话，今年…今年地里的收成，还不够交粮的…”

“哦？”沈砚秋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视线与老农平齐，语气温和，“我记得朝廷正税是有定数的，即便收成不好，也不至于全缴了吧？”

旁边一个胆大些的中年农户凑过来，忍不住插嘴道：“大人您是不晓得！正税是没多少，可架不住这名目多啊！‘火耗’就要加收五成，还有什么‘脚耗’、‘鼠耗’、‘淋尖踢斛’的损耗，林林总总加起来，一石粮到了官仓，我们要缴一石五六斗！这还不算，‘鞋袜钱’、‘笔墨钱’、‘修仓钱’…这些杂七杂八的，哪一样不要钱？”

“是啊是啊，”又一个农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诉苦，“家里壮丁还要服徭役，不去就得交‘代役银’！地里刨食哪来那么多银钱？只能把口粮卖了，或者…或者向王老爷家借印子钱…”

“王老爷？”沈砚秋目光一凝，“哪个王老爷？”

“就是西乡的王大户，王有财老爷。”老农低声道，“他家和…和王府的赵管家走得近，家里田多，我们好多人的田，其实…其实早就典给他家了，只是还挂在我们名下种着，每年缴租子比缴税还重…”

沈砚秋心中了然。这就是“诡寄田粮”，乡绅利用权势，将农户的土地以典当、投献等形式纳入自己名下，或挂在王府这类享有赋税特权的地方，实际控制土地和收益，却逃避了大部分赋税，而沉重的税负则转嫁到那些失去土地或仅有少量薄田的农户头上。

他让衙役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仔细记录下这些农户所说的每一项苛捐杂税的名目、大致数额，以及他们提及的与王有财、赵德福相关的信息。他没有表明要立刻做什么，只是静静地听，认真地记。

随后几天，沈砚秋又走访了县内另外几个方向，情况大同小异。越是靠近水源、土地相对肥沃的地方，土地兼并和“诡寄”的现象就越严重。乡绅们通过种种手段隐匿田产，导致县衙账面上应收的田赋连年短缺，而为了完成上面的考成，官府就只能不断加重对那些还有名在册的“小户”的盘剥，形成恶性循环。

在一处破败的土地庙里，沈砚秋借着摇曳的油灯光芒，将连日来走访的记录整理汇总。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税目、数据以及关联的人名。他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记录，脑海中现代税收知识的框架与眼前明末地方税收的乱象不断碰撞、融合。

“火耗”本是弥补粮食运输、储存过程中的损耗，却被层层加码，成了官员胥吏中饱私囊的重要手段；各种“羡余”、“杂派”更是巧立名目，毫无规范可言；“诡寄田粮”则直接侵蚀了国家的税基。这不仅仅是贪腐问题，更是一套畸形的、不可持续的财政体系。

夜深人静时，沈砚秋独自在县衙书房内，铺开一张新的宣纸。他提起笔，沉吟片刻，开始落墨。

首先，是“清丈田亩，核实丁口”。这是基础，必须弄清楚米脂县到底有多少实际耕种的土地，多少需要承担赋税的人丁。这一点，可以借助王书吏之前整理的那些旧账册和农户诉状作为突破口，先从矛盾最突出、证据相对清晰的区域开始试点清丈。

其次，“定火耗，禁羡余”。他计划设定一个相对合理的“火耗”附加比例，明令公示，严禁各级胥吏擅自加征。同时，将所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苛捐杂税，如“鞋袜钱”等，一律废除。

再次，“严查诡寄，均平赋役”。这是最难，也最关键的一步。需要顶着乡绅甚至王府的压力，将那些被隐匿、被“寄挂”的土地清理出来，重新纳入征税范围。同时，改革徭役征收方式，尝试推行“一条鞭法”的简化版，将部分徭役折银征收，减少对农户的直接役使。

他写得很快，思路清晰。这些措施融合了他对明代“一条鞭法”得失的理解，以及现代税收公平、效率的原则，虽然只是初步构想，但方向明确，直指米脂赋税混乱的核心。

写完后，他吹干墨迹，将这份《米脂县赋税厘革疏议》小心卷起。这并非正式的公文，而是他理清思路、准备后续行动的纲领。

第二天，他将王书吏唤来。

“王先生，这是我这几天琢磨的关于赋税的一些想法，你看看。”沈砚秋将卷轴递过去，“当务之急，我们需要先摸清米脂真实的‘家底’。你根据县衙现有的档案，特别是十年内的旧册，再结合我们这次走访的情况，核算一下，按照朝廷正税额度，米脂县理论上每年应征收的田赋、丁银总额是多少？再对比一下近三年来，县衙实际入库的数额，看看缺口有多大。”

王书吏展开卷轴，越看神色越是凝重，眼中也渐渐放出光来。“大人…您这章程，若真能推行，实乃米脂百姓之福啊！只是…”他兴奋之余，又不无担忧，“清丈田亩，严查诡寄，这…这触动的是所有乡绅，乃至王府的利益，恐怕…”

“我知道。”沈砚秋平静地点点头，“所以要先核算清楚。有了确切的数据，我们才能知道缺口到底有多大，才能知道那些乡绅、还有王府，到底通过这种方式，逃避了多少本该属于朝廷的赋税。这就是我们将来和他们谈判，或者…斗争的底气。”

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我们现在明面上不再与赵德福硬碰，转而梳理赋税，在那些人看来，或许是退缩，或许是转移目标。他们或许会观望，或许会阻挠，但绝不会想到，我们真正要动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王书吏深吸一口气，郑重地将卷轴收好。“老夫明白了。核算账目之事，交给老夫。只是这需要时间，而且…县衙里能完全信任、并且精通算学的人手，实在不多。”

“无妨，仔细为上，稳妥第一。”沈砚秋叮嘱道，“此事机密，除你之外，暂不宜让更多人知晓详情。”

王书吏领命而去。书房内恢复了寂静，沈砚秋的目光再次落在那份他自己拟定的《疏议》上。赋税改革是一条比直接查抄贪腐更艰难、更漫长的路，因为它触及的是整个利益格局。但这也是扎根地方，真正掌握实权，为民请命的必经之路。

他想起巡按御史回信中那句“暗中收集”，想起王书吏正在秘密进行的赈灾粮调查。明线与暗线，整顿吏治与厘清财政，这几条线必须齐头并进。而赋税这条明线，一旦开始推动，必然会像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激起怎样的涟漪，引来何种的反扑？那些依靠旧有规则吸血的乡绅们，绝不会坐视自己的利益被触动。他仿佛已经能看到，前方隐约浮现的，更为错综复杂的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