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仪的滴答声在病房里拉成细长的线,像冬日屋檐下冻住的冰棱。
林应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手指悬在我手背上三厘米的地方,迟迟没有落下。六个月了,他指尖的温度好像都被这漫长的等待吸走了,泛着青白色的冷。
“今天基地后山的樱花开了。”他的声音比监护仪的频率还要低,像怕惊扰了什么,“张沐说像你十三岁那年,我们在老家偷摘的那树野樱。”
他顿了顿,喉结滚了滚,又开始说些别的。说基地新种的紫菀开了第一朵,说方小宁养的兔子生了崽,说刘婉炖的樱桃羹总差着点味道——差着我醒着时,被我抢过勺子舀走的那第一口。
这些话像落在棉花上的雨,悄无声息地渗进我意识里。
其实我听得见。
听见张沐在走廊里跟陈医生吵架,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崩裂的脆响:“她是不是看到仓库那滩红油漆了?林应当初就不该把那片区域划进巡逻范围!”
听见刘婉给我擦身时掉眼泪,温热的水珠砸在我手背上,她哽咽着说:“思怡,你醒醒骂我吧,是我没看好你,让你跑出去了……”
听见方小宁抱着兔子来看我,小兔子的爪子挠着笼子,她轻声说:“你看它多能闹,跟你以前追蝴蝶的时候一样……”
他们都在自责。
可我被困在这具不肯睁眼的身体里,连动一下睫毛都做不到。只能任由那些破碎的记忆在黑暗里翻涌,像被潮水反复拍打上岸的贝壳,棱角被磨得钝了,却愈发清晰。
我想起十二岁那年干妈走的那天,林应把自己锁在祠堂里。我跪在门外烧纸,火盆里的灰烬被风吹起来,落在我手背上烫出细小的红点。后来火越烧越大,我看见他从火光里冲出来,睫毛上沾着火星,把我往门外推时,手都在抖。
“不准死。”他咬着牙说,声音比火炭还烫,“我妈让你照顾我,你敢死试试。”
那时候他才十二岁,却已经学会把所有情绪都攥在拳头里,像攥着一把随时会炸开的火星。
林应开始给我读以前的信。
那些被他收在铁盒子里的信,从我市重高的教室,寄到浙大的少年班。纸页早就泛黄了,他的指腹摩挲着那些被我画得歪歪扭扭的小太阳,声音忽然软下来。
“这封说你数学考了60分,怕我骂你,在信尾画了三个哭脸。”他低笑出声,胸腔的震动透过空气传到我耳边,“其实我那天在实验室熬了通宵,看到信的时候,差点把烧杯摔了。”
他没说的是,那天他跟张沐请了假,坐了七个小时的火车回来。凌晨三点站在我宿舍楼下,看着我房间的灯亮到天明——我在补数学卷子,他在冷风口站到晨光把他的影子拉成长条。
“这封说你想我了。”他的声音忽然卡壳,停顿了很久,久到我以为监护仪的声音都要停下来了,才听见他用气音说,“我也想你。”
想你想的,在假死协议上签字的时候,手抖得握不住笔。
想你想的,在仓库找到你时,看到你瞳孔里那片红油漆的倒影,差点当场拆了整个基地。
想你想的,这六个月来,每天对着你毫无反应的脸,都在跟自己较劲——到底是该让你永远活在“过家家”的梦里,还是该等你醒过来,恨我入骨。
我感觉到他的指尖终于落了下来,轻轻碰了碰我的眼角。那里没有泪,这具身体好像连流泪的力气都被抽走了。
可他不知道,在他看不见的意识深处,我早就哭得喘不过气。
入秋的时候,张沐来看我,手里拿着个木雕的小兔子。还是去年他想送给我,被林应打断的那个。
“这兔子耳朵刻短了。”张沐把兔子放在床头柜上,对着我的脸说,“他不让我给你,怕我动你东西。可思怡,你得醒过来啊,醒过来跟他抢,跟以前一样。”
林应刚好端着药进来,听到这话,脚步顿在门口。阳光从他身后涌进来,把他的影子钉在地板上,像个被拉长的惊叹号。
“出去。”林应的声音冷得像结了冰。
“林应你混蛋!”张沐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响,“你把她关在这病房里,跟把她锁在基地有什么区别?她是思怡!不是需要你藏起来的宝贝!”
“滚。”林应把药碗重重放在桌上,药汁溅出来,在白瓷砖上洇出深色的痕。
他们又吵了起来,跟六个月前那次一样凶。可这次我听着,心里却不像上次那样发慌了。
我想起林应假死那天,张沐抱着我,在葬礼的人群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思怡,他没死,他就是个混蛋……”
想起我生病时,张沐背着我跑了三公里山路,后背上全是血,嘴里还骂着:“林应那个狗东西,居然敢把你一个人留下!”
想起我们三个小时候,在槐树下分糖吃,林应总是把最大的那颗塞给我,张沐在旁边翻白眼,却偷偷把自己的那颗也塞进我兜里。
他们都是好人。只是一个爱得偏执,一个急得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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