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雪还在下,细碎如信纸灰烬,落在西槐巷的每一道屋檐、每一扇窗台。
孟雁子站在办公室角落那张刚腾出的木桌前,指尖还残留着拂去灰尘时扬起的微痒。
她低头看着桌上那块新削的松木板,上面是她用毛笔写下的字——
“回声站——你说,我录,灯会记得。”
笔锋略滞,最后一划拖得有些长,像是心事未尽。
她将木牌挂在门框上方,绳子打了个死结,不准备再摘下来。
两小时后,第一位居民来了。
是住在城西纺机厂宿舍的老奶奶,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袄,手里攥着半张泛黄的信纸,指节因常年劳作而变形,抖得几乎拿不住笔。
她站在“回声站”前,嘴唇动了好久,才发出声音:
“我想告诉我妹妹……1976年那封信我没收到。不是我不回,是搬家丢了。”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钝刀,缓缓割开世间的皮肉。
雁子提笔,墨落纸上。
“姐姐:
七六年冬,你寄来的信,我没收到。
不是不想回,是我们搬去了阎良,老房子拆了,信箱砸了,连门牌都没人认得。
后来我找了你好多年,问遍了亲戚,都说你嫁去了新疆。
我以为你恨我,其实我一直想写,可笔提起又放下——怕你觉得我在怪你没等我。”
字迹写完那一刻,墨色忽然浮起,如雾般离纸而出,轻盈飘向城西方向,像一只无形的手托着它飞越屋顶、穿过雪幕,奔赴某个等待了四十七年的耳畔。
雁子抬头,怔住。
她突然想不起上周社区会议的议题了。
不是模糊,不是记混——是彻底空白。
她记得自己做了记录,记得投影仪卡顿了两次,记得李咖啡那天顺路送来一杯温热的摩卡,说“别太累”。
可会议内容呢?
讨论的是加装电梯,还是独居老人送餐?
她翻出笔记本,手指在纸页上滑过,却像摸着陌生人的日记。
一股寒意从脊背窜上来。
这是第一次,她忘了工作的事。
不是情感记忆,不是私人琐碎,而是她赖以生存的秩序——被精准执行的日程、被反复确认的细节、被牢牢记住的居民档案——第一次出现了裂痕。
她下意识摸了摸掌心。
那道曾蔓延至肘部的锈线,如今已缩至手腕内侧,颜色也淡了许多,像一条退潮后留在沙地上的痕迹。
它不再灼痛,却总在记忆剥离时微微颤动,仿佛在提醒她:你在失去什么,也在释放什么。
傍晚,老墨来了。
他没说话,只是把铁盒放在桌上,取出一叠皱巴巴的草稿纸,坐进角落的藤椅里,戴上老花镜,开始逐字整理今日来信。
红笔在纸上圈点,偶尔停顿,写下批注。
“此处语气太硬,改‘其实我一直想抱你’。”
“这句删掉‘你不该走’,换成‘我后悔没追出去’。”
他从前最恨这种“矫情”的表达,认为文字应当克制、尊严、有骨。
可现在,他竟像个编辑一样,为别人的遗憾润色情绪。
深夜,只剩他一人。
烛火摇曳,映出墙上斑驳的影。
他翻到一张新纸,字迹潦草,带着压抑的颤抖:
“小言从没叫过我一声妈。我怕她恨我。自闭症诊断书下来那天,医生说‘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话’,我坐在医院走廊哭了一夜,第二天却对她说‘没事,妈妈不指望你什么’——其实我指望,我指望她看我一眼,叫我一声,哪怕只是无意识的发音……”
老墨盯着那行字,久久不动。
然后,他拿起红笔,在下方轻轻添了半句:
“可她每天睡前,都把你的围巾盖在胸口。”
笔尖落下时,墨迹没有浮起,也没有游走。
整张纸却忽然变得滚烫,烫得他指尖一颤,差点松手。
他愣住,抬头看向窗外。
雪停了。
月光穿过云层,静静洒在巷口那排风铃上,几只折纸鸟悬于其下,翅膀微颤,仿佛刚刚落地。
第二天,小折来了。
她背着竹篓,里面全是彩纸折成的小鸟,五颜六色,翅膀展开如羽翼初生。
她在“回声站”前支起一根细线,将纸鸟一只只挂上去。
“有些话太重,烧了可惜,存着又压心——不如让风先读一遍。”她说。
少年阿哲是第一个尝试的。他蹲在地上写了很久,最后只留下一句:
“爸,我不是不想当医生,是怕你失望。”
小折接过纸,熟练地折成一只灰蓝色的鸟,轻轻一抛。
纸鸟迎风而起,绕着风铃盘旋三圈,忽然一个俯冲,稳稳落在院中那张老旧的藤椅上——正是他父亲每天晚饭后必坐的位置。
当晚,父子俩坐在院子里,喝了半壶茶,聊到凌晨。
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邻居听见了笑声,还有好几次沉默后的深深叹息。
第三夜,雨落。
阿陶背着新一批陶瓮来时,天已全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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