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工分”制度推行不过旬日,其带来的变化已如同春雨润物,无声却深刻地渗透进白石村的肌理之中。
小院内外,以往需要王婆子扯着嗓子吆喝、时刻紧盯才能维持的效率,如今已被一种自发的高效所取代。村民们不再是被动地完成指令,而是主动地寻求做得更多、更好。
每日下工前,围在挂着工分板的墙壁前,核对自己当日所得,计算着月末能拿到多少铜钱,成了他们最新的、充满期待的习惯。彼此之间,也隐隐形成了一种“比、学、赶、超”的氛围,谁家这个月工分高,便能收获邻里羡慕的目光,连走路都带着风。
而这一切变化的核心,都指向了小院中那位平日里深居简出、气质清冷的沈姑娘。
她手中并无县衙颁发的任何文书,腰间未佩代表权力的印信,甚至不曾对任何村民高声呵斥、发号施令。然而,一种无形的权威,却已在她周身凝聚,并通过那套精妙的“工分”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悄然笼罩了整个白石村。
这种权威,不再仅仅源于她初来时展现的“不好惹”(陈砺的武力),也不仅仅源于她救治孩童、引导种植积累的“贤名”,而是更深层次地根植于她对村中部分家庭“经济命脉”的掌控。
一日,村中两户人家因宅基地边界的一尺之地起了争执,吵得面红耳赤,几乎要动起手来。邻居劝解不住,不知是谁提了一句:“在这儿吵破天有啥用?不如去请沈姑娘评评理!”
这话一出,争执的双方竟都愣了一下,随即气势不自觉地弱了几分。其中一家的男人,正是目前在小院工分挣得最多的林三叔,他犹豫了一下,瓮声瓮气地对另一家说:“……沈姑娘是明白人,定能断个公道。”另一家虽有些不情愿,但看着周围人隐隐赞同的神色,想到自家婆娘也在沈姑娘那里做活,终究也没敢再撒泼,嘟囔着:“去就去……”
最终,这两户人家没有去找里正,而是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小院外,请王婆子代为通传,恳请沈姑娘“主持公道”。
沈清徽听闻此事,并未出面,只让王婆子传了一句话:“乡里乡亲,各退一步。若因尺寸之争,坏了情分,耽误了挣工分的正事,孰轻孰重,自行掂量。”
轻飘飘一句话,既未评判谁对谁错,却精准地捏住了双方的命门——工分,即钱!为了争一尺可能根本说不清归属的荒地,万一惹得沈姑娘不快,丢了这份好活计,那才是因小失大!
两家男人面面相觑,冷汗都下来了。最终,在林三叔主动退让半尺后,另一家也不好意思再争,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此事传开,村人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沈姑娘虽不直接管束他们,但她手中握着的“工分”,却比里正的调解更有分量。
更明显的变化,发生在里正张守业身上。
这位以往在村里说一不二、代表着官方权威的老人,近来在处理一些村务时,竟也开始习惯性地拄着拐杖,“顺路”走到小院附近,或是“偶遇”王婆子,看似随意地聊上几句。
“王婆婆,最近村里有些人家想合伙挖口蓄水池,你看这位置选在哪里合适?会不会影响到沈姑娘那边?”
“听说沈姑娘弄的那个‘工分’挺有效?不知……老夫那不成器的侄孙,能否也来寻个活计?要求不高,能挣几个工分就成。”
甚至有一次,李家地主的管家又想借着催租由头,寻衅一户与沈清徽签了种植协议的佃农,里正得知后,竟破天荒地没有和稀泥,而是直接对那管家说道:“如今村里不少人家靠着沈姑娘吃饭,闹将起来,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回去禀告李老爷,凡事,留一线为好。”
这些话,通过王婆子的嘴,原封不动地传到了沈清徽耳中。
王婆子说得眉飞色舞:“丫头,你是没瞧见里正那样子!以前在村里可是眼睛长在头顶上,如今跟老婆子我说话,都带着几分客气呢!他这是怕了!怕得罪了你,断了村里好些人的生计,他这个里正也就做到头了!”
周瑾听闻,亦是感慨:“姑娘,此乃不治而治。未动刀兵,未争口舌,仅凭利益纽带,便让村中权威悄然易位。古之善政者,不过如此。”
沈清徽对此,只是淡淡一笑。她深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她能通过提供工作岗位和稳定收入,直接影响甚至决定越来越多村民的生活质量时,她在白石村的实际话语权,便已超越了传统的宗族势力和官方代表。
这是一种更为牢固、更为现代的权威形式。它不依赖于暴力威慑,不依赖于道德绑架,而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利益共同体之上。村民们服从她,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需要;里正尊重她,不是因为官职,而是因为她掌握了村庄的“经济命脉”。
这一日,里正张守业终于不再“偶遇”,而是正式递了帖子,言明有要事相商,亲自登门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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