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别闹！我就吹个牛你当真了？ 第233章 最终大家一起玩完。

“秦的权力运行的架构就是律法体系。《秦律》十八种，从《田律》到《厩苑律》，事无巨细皆有法可依。这不是法治，而是将法律作为权力工具。‘刑弃灰于道者’看似严苛，实则是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扶苏质疑道：“如此严密，为何仍有叛乱？”

“因为忽略权力心理学。”赵天成沉声道。

“权力需要被统治者心理认同。秦却反其道而行：强推秦俗，贬斥六国文化，导致认同危机。”

他举例对比。

“周灭商后封纣子武庚于殷，这是权力妥协；秦始皇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彻底剥夺旧精英权力基础。激进改革产生权力真空，必然引发反抗。”

“权力需要仪式强化。”赵天成继续分析。

“秦始皇封禅泰山，不仅是个人荣耀，更是通过神圣仪式强化皇权合法性。但问题在于封禅过于神秘，未能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日常仪式。对比周朝的宗庙祭祀：诸侯必须定期参拜，这就是权力仪式的常规化。”

扶苏追问：“那该如何构建认同？”

“权力认同需要三重构建。”赵天成竖起手指，“第一是历史叙事权。秦自称‘承天命’，但缺乏具体历史叙事支撑。周人灭商后作《牧誓》，列数纣王罪状，构建革命合法性。秦却简单否定六国历史，未能建立替代性历史叙事。”

“第二是文化领导权。”第二根手指竖起。

“齐有稷下学宫，楚有屈宋辞赋，秦却只有法家。形成了文化霸权。掌权者要掌握文化定义权。秦统一后未能吸收六国文化精华，反而焚烧诗书，自绝于文化领导权。”

“第三是利益共同体。”第三根手指浸入水中。

“权力最稳固形态是利益网络。就是要构建最大利益共同体。秦却不断缩小统治基础：排斥宗室，猜忌六国豪族，唯一的利益共同体只剩皇帝个人。”

扶苏震惊道：“先生是说秦权力体系存在根本缺陷？”

“缺陷在权力哲学层面。”赵天成直视对方。

“韩非说‘抱法处势则治’，但忽略了权力辩证法：权力在压制反抗的同时也在制造反抗。让权力变成自我毁灭的怪兽。”

“哇！舒服啊！”赵天成呻吟了一声。

“先生将权力剖析至此，学生方才明白，以往所见不过冰山一角。这般通天彻地之能，学生…学生深感佩服！”

扶苏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敬畏与叹服，他望向赵天成的眼神，已与看一位神明无异。

“先生之学，果真浩如烟海。方才所言权力之论，多是权力在高处庙堂的运行。学生斗胆请教，这权力在底层民间，又是如何运转？莫非…另有一套学问？”

“啧，你这好奇心还挺重。”赵天成抹了把脸。

“行吧，看在你给我搞来这热水澡的份上。高层权力玩的是方向和规则，底层嘛，更多的就是柴米油盐，是人怎么活着，怎么交换，怎么过日子。这套学问，叫经济学。”

“经…济…学？”扶苏一字一顿地重复着这个陌生的词汇，试图从字面理解其含义，“经世济民之学？”

“嘿，你这解释倒挺贴切。”

“说白了，就是研究人的行为永远面临取舍和权衡，因为资源就那么多，而人的**却无穷无尽。如何利用这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地满足人的需求，就是经济学琢磨的事。”

他见扶苏似懂非懂，便用最直白的例子解释道：“就好比你们老秦人修长城、建阿房，需要征发几十万民夫。这些民夫原本是种地的农夫，他们被征走了，地就荒了，粮食就少了。这就是一种取舍 。国家得到了宏伟工程和安全，牺牲了粮食产出和民生。经济学研究的就是，怎么选，才能让整体利益最大，或者损失最小。”

“再比如，一把铜刀，在咸阳可能换十斤粟米，在边塞郡县可能就能换二十斤，甚至三十斤。为何？因为边塞缺刀剑防身，而咸阳相对不缺。这就是供需关系在影响物的价值。物资本身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取决于它有多稀缺，以及多少人想要它。”

扶苏听得入神，下意识地接口：“如此说来，朝廷若想平抑物价，或可调控物资的供需？譬如将咸阳充裕之物资，调往紧缺之边郡？”

“聪明！就是这个理！”赵天成赞许地点点头。

“但这运输损耗、人力成本又成了新的问题。所以经济学也研究如何更高效地配置资源。你们现在搞的‘书同文，车同轨’，从经济学角度看，极大降低了沟通和交易的成本，促进了物资和信息的流通，这本身就是一件能提升整体国力的大好事。”

他顿了顿，抛出一个更深刻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研究激励 。商君变法为何能成功？‘耕战授爵’就是一套极强的激励体系。它明确告诉秦人，努力种地、英勇杀敌就能获得地位和财富。这激励着每个个体去奋斗，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无意中也实现了富国强兵的集体目标。这就是激励相容——让个人为自己谋利的行为，正好也能对社会有利。”

“反之，”赵天成语气一转，“如果制度设计不好，就会产生负面激励。比如，现在徭役过重，农夫辛苦一年，收获大半上交，自己却食不果腹。那他的理性选择就是怠工、逃亡，或者干脆冒险造反。因为努力耕种带来的不是好处，而是更重的盘剥。朝廷觉得征发徭役是在获取资源，但从经济学看，这可能是在摧毁最重要的资源——人的生产积极性。”

扶苏如遭雷击，愣在热水之中。

赵天成的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理解民间无数现象的锁。

为何关东民怨暗涌？

为何黔首隐匿户口？

为何看似强大的帝国根基下暗流涌动？

这些以往只能用“暴政”“民心”等模糊词汇解释的问题，此刻忽然有了清晰、冷酷却极具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原来…如此…”扶苏喃喃自语，“百姓之举，非仅关乎道德人心，更关乎…利害计算？”

“没错！”赵天成肯定道，“大部分普通人首先考虑的是生存，是利弊。好的制度，能引导这利弊计算走向共赢；坏的制度，则会让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尖锐对立，最终大家一起玩完。经济学，研究的便是这其中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