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府,总兵府。
书房内的气氛,压抑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卢秉坤死死地盯着桌上那张信笺,那八个字如同八柄尖刀,刺得他眼睛生疼。
“玉石俱焚,君欲试之?”
狂!太狂了!
朱衡甚至没有辩解,没有讲道理,更没有丝毫的服软,而是直接把最坏的结果拍在了他的脸上。
他这是在告诉自己,别玩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要么就掀桌子,大家一起死!
赵思远在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喘。他能感觉到卢秉坤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混杂着滔天怒火和极致憋屈的复杂气息。
“他……他怎么敢!”卢秉坤的声音沙哑,像是两块砂纸在摩擦。
他敢吗?他当然敢!
一个光脚的亲王,封地贫瘠,朝中无人,看似一无所有,实则了无牵挂。而他卢秉坤,是封疆大吏,是边镇总兵,他有官位,有前程,有家业,更有守土之责。
真要闹到玉石俱焚的地步,朱衡最多是丢了王爵,被圈禁至死。而他卢秉坤,却是要背上“激反亲王,动摇国本”的滔天大罪,甚至可能被满门抄斩!
谁的顾忌更多,谁输得更惨,一目了然。
朱衡根本不怕他上疏弹劾,因为瓦剌人会替他作伪证。朱衡也根本不怕他断绝供给,因为他是在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在赌一场必输的局。
“大人……这……”赵思远艰难地开口,“代王……怕是已经算准了我们不敢……”
“闭嘴!”卢秉坤猛地一挥手,将桌上的公文全部扫落在地,“我卢某镇守宣府十年,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
他愤怒,他不甘,但他心中那股要把事情做绝的狠劲,却在这八个字面前,如同被一盆冰水当头浇下,迅速熄灭了。
他不敢赌。
就在卢秉坤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之时,千里之外的京城,兵部衙门内,一份与众不同的密奏,正被呈放在兵部尚书于谦的案头。
这份密奏没有通过正常的题本程序,而是由锦衣卫北镇抚司的渠道,秘密递送而来。信封上没有署名,只有一个淡雅的柳叶标记。
于谦展开奏折,目光沉静。
奏折的文笔清丽而锐利,与朝中那些老臣的四平八稳截然不同。它没有长篇大论地陈述边患之烈,也没有空洞地喊着“征讨”“剿灭”的口号。
它开篇第一句,便直指核心:“瓦剌之乱,非为开疆,实为求食。鞑靼得新器而势张,瓦剌惧灭族而兵疲,故掠我边境以求粮草,换购军火以图自保。此乃求生之举,而非寻死之道。”
短短几句,便将宣府之乱的根源,剖析得淋漓尽致。
于谦的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他看过了卢秉坤那份充满愤怒和个人情绪的弹劾奏章,也看到了大同府那边递上来的、声称一切与己无关的辩白文书。两相比较,这份匿名的密奏,反而看得最是透彻。
密奏继续写道:“今之策,下者兴兵讨之,中者严防堵之,上者因势利导之。若兴兵,则正中代王下怀,驱虎吞狼,坐收渔利,而我大明北境糜烂,国帑空虚。若严防,则宣府一线兵力疲于奔命,终有疏漏,于大局无补。唯因势利导,方为上策。”
“何为因势利导?”于谦忍不住轻声念出,心中已是兴趣大增。
“请敕令宣府,开边市,以军粮换瓦剌退兵。其一,可解宣府燃眉之急,安抚边民。其二,瓦剌得粮,必倾力与鞑靼死战,我可坐观其变,收渔翁之利,此消彼长,数年之内,草原再难形成合力,北患自消。其三,以粮换马,以官方交易取代其暴力劫掠,既能充实我朝军备,又能将其牢牢拴在谈判桌上。区区十万石军粮,可换北境三年安宁,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奏折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代王朱衡,野心勃勃,非池中之物。其行事乖张,不拘一格,然其心,或在社稷。堵不如疏,用其才,限其权,或可为我大明镇守北疆之奇兵。请圣上明察。”
“好!好一个‘因势利导’!好一个‘堵不如疏’!”
于谦猛地一拍桌案,霍然起身!他来回踱步,胸中激荡不已。这封密奏的见识之深远,格局之宏大,手段之老辣,简直不像是一个寻常官员能写出来的。
它不仅解决了眼前的边患,更将朱衡这个不稳定的因素,纳入了整个国家战略的棋盘之中。它没有简单地将朱衡定义为忠或奸,而是提出了一个极具胆魄的思路——利用他!
利用他的能力,去搅乱草原。利用他的野心,去制衡北方的威胁。
这份奏折,与他于谦心中所想,不谋而合!
“来人!”于谦沉声喝道。
“尚书大人。”一名心腹主事快步走了进来。
“立刻拟旨,备双份。一份,加急送往宣府,着令总兵卢秉坤,即刻解除对大同府的物资封锁,并准其开通边境马市,以粮换和平,具体事宜,着其自行斟酌。另一份,发往大同府,申饬代王朱衡,责其安守本分,不得再生事端,然……对其之前所为,暂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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