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惠民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董事会决议的文件还带着油墨的余温,公司上下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干劲,向着规划中的蓝图迈进。然而,在这片蓬勃的商业气象之下,一种新的、无声的烦恼,如同初春的薄冰,在宋家内部悄然蔓延开来——那是关于孩子,关于陪伴,关于成长的代价。
生意越做越大,意味着责任越来越重,时间也越来越不属于自己。
宋建国几乎长在了食品坊。新生产线的调试、质量标准的统一、开拓外地市场的应酬,让他每天天不亮出门,深夜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李红梅在集团总部负责后勤和部分人事,琐碎繁杂的事务也占据了她大量的精力。
他们的女儿,七岁的婷婷(小草),那个曾经拿下全县数学竞赛一等奖、聪慧过人的小姑娘,如今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她依旧乖巧,放学后自己回家,拿出钥匙打开那栋越来越气派、却也越来越冷清的新房子,自己写作业,自己热一下奶奶赵金凤提前准备好的饭菜。曾经,爸爸会检查她的作业,妈妈会听她讲学校的趣事。现在,她常常对着满墙的奖状,和餐桌上孤零零的碗筷,发呆。
最近一次小考,婷婷的数学破天荒地只得了“良”。老师在家校联系本上委婉地写道:“婷婷近期上课偶有走神,作业完成质量有所下滑,望家长多关注。”
李红梅看到那条评语时,正在核对一份员工排班表。她的手顿住了,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有五分钟,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晚上,她等到快十一点,宋建国才满身酒气地回来。她拿着联系本给他看,声音带着压抑的哽咽:“建国,你看看……小草的成绩……我们是不是……太忽略她了?”
宋建国醉眼朦胧地瞥了一眼,烦躁地挥挥手:“孩子成绩起伏很正常……我这边正跟市里的供销社谈合作,关键时刻……你多费心……” 话没说完,人已经倒在沙发上鼾声大作。李红梅看着丈夫疲惫不堪的睡颜,又看看女儿紧闭的房门,眼泪无声地滑落。事业的成功,难道一定要以孩子的成长作为代价吗?
另一边,楚瑶和宋卫东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五岁的宋知遥(阿遥),正是最活泼好动、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他继承了母亲的艺术天赋,喜欢用楚瑶设计剩下的边角料在白纸上涂鸦,画一些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五彩斑斓的“设计图”。他也渴望父母的陪伴,尤其是母亲温柔的讲解和父亲有力的臂膀。
然而,楚瑶是“宋锦”的灵魂。设计、打版、盯质量、跑面料市场,她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恨不得一天能有四十八个小时。宋卫东负责采购和外联,更是天南海北地跑,在家的时候屈指可数。
阿遥大部分时间由赵金凤带着。奶奶的疼爱毋庸置疑,吃饱穿暖,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有些东西,是奶奶无法替代的。比如,阿遥举着他画的“会飞的房子”,兴奋地想给妈妈看时,楚瑶往往还在车间里跟师傅讨论针脚问题;他想让爸爸把他扛在肩头“坐飞机”时,宋卫东可能正在千里之外的展销会上。
夜深人静,楚瑶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回到房间,看着儿子睡梦中还微微嘟着的小嘴,脸上可能还带着未干的泪痕(因为睡前闹着要妈妈讲故事而未果),她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疼。她俯下身,轻轻亲吻儿子的额头,一股强烈的愧疚感席卷了她。她给了儿子优越的物质条件,却剥夺了他最需要的日常陪伴。她设计的衣服装点了无数孩子的生活,却让自己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
这种反思和焦虑,在一次偶然的家庭聚餐后爆发了。
那天,难得宋建国和宋卫东都在家,两家人加上宋卫国夫妇、宋卫民周晓云夫妇,聚在一起吃饭。婷婷安静地扒着饭,不像以前那样叽叽喳喳地说学校的事。阿遥则缠着楚瑶,不停地问:“妈妈,你明天能不能不去工厂?陪我画画好不好?”
楚瑶勉强笑着应付:“阿遥乖,妈妈明天有很重要的工作……”
阿遥的小脸立刻垮了下来,眼圈一红,扔下筷子跑回了房间。
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沉闷。
李红梅叹了口气,放下了碗,眼圈微红:“这日子是越过越好了,钱也越赚越多了。可我怎么觉得,跟孩子反倒不亲了?婷婷现在跟我话都少了……”
楚瑶也再也忍不住,声音带着疲惫和沙哑:“我看着阿遥,总觉得对不起他。我们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未来吗?可如果错过了他们现在的成长,未来再好,又有什么意义?”
宋卫东闷头喝了口酒,难得地没有反驳。他常年在外,对儿子的亏欠感更深。
宋卫国和林薇对视一眼,他们还没有孩子,但这种氛围也让他们感同身受,并提前思考未来。周晓云轻轻握住了宋卫民的手,他们新婚燕尔,却也感受到了这份沉甸甸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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