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开春,县城开发区的柏油路还带着新铺的沥青味,宋家超市的三层玻璃幕墙楼就立在了路口——这是县城头一家带电梯的超市,每天来“开眼”的人比买东西的还多。楚瑶站在二楼扶手旁,指尖蹭过刚擦过的玻璃,目光没落在货架上,反倒黏在楼下人群的衣摆上:年轻人穿的夹克多是明黄、宝蓝的颜色,姑娘们辫子上系着碎花发带,风一吹就飘起来,那是去年才从广州传过来的样式。
“薇薇,你快看楼下。”楚瑶拉了拉林薇的胳膊,林薇手里的账本还摊着,铅笔尖悬在“副食区营收”那栏。顺着楚瑶指的方向,三个穿喇叭裤的小伙子正凑在超市门口的自行车旁聊天,裤脚扫过地面,能看出足有七寸宽。
“可不是嘛。”林薇把账本合上,指尖敲了敲封面,“前儿我去菜市场,卖菜的王婶都跟我打听,哪儿能买到姑娘穿的‘健美裤’。”
当晚的家庭会议就摆在超市的小办公室里,桌上还留着晚饭的搪瓷碗。宋卫东刚扒完最后一口饭,听见“卖服装”三个字,筷子“当啷”一声落在碗里:“卖衣服?咱们懂这个吗?你知道服装分多少码?进多了小号没人要,大号压在库里,不跟隔壁供销社的的确良衬衫似的,压到发黄都卖不出去?”
赵金凤也跟着点头,手里的毛线针没停:“就是啊,食品过期了还能折价卖给养猪的,衣服压货了,总不能拆了做抹布吧?”
楚瑶没急着反驳,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磨了边的笔记本,翻开的那页画满了道道:“我蹲了三个月,每周六去车站看从广州回来的人,数了数,十个年轻人里有八个穿的是外头进来的衣服。而且我算过账,服装的利比卖酱油、饼干高两成——咱们卖十斤猪肉赚的钱,还不如卖一件夹克多。”
周晓云早把计算器按得噼啪响,抬头接话:“按现在每天三百人的客流量,就算只有十分之一买衣服,一个月也能多赚三千多,抵得上超市半个月的食品营收了。”
三天后,楚瑶和宋卫东挤上了去广州的绿皮火车。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宋卫东把装着水壶和馒头的网兜挂在行李架上,眼睛却没闲着——窗外的稻田从绿变黄,电线杆子飞快往后退,他凑到楚瑶耳边:“这还是我头回出省,广州真跟广播里说的似的,遍地是商机?”
楚瑶从包里掏出个叠得整齐的小本子,上面记着粤语砍价的常用话:“我提前跟收音机里的粤语教学节目学了几句,一会儿到了市场,你别插话,看我来谈。”
出了广州火车站,骑楼底下的摊贩喊着“靓衫便宜卖”,宋卫东盯着人家挂在竹竿上的港星T恤,指了指印着刘德华头像的那件:“这不是《赌神》里的发哥吗?”楚瑶忍不住笑:“那是刘德华,去年春晚他唱了《我和我追逐的梦》,年轻人都爱穿。”
在高第街的摊位前,楚瑶拿起一件牛仔外套,手指顺着缝线摸了摸,抬头用不算流利的粤语问:“老板,这件拿货多少钱?要五十件能少多少?”老板起初还想抬价,见她报得出“十三行”的批发价,才松了口:“靓女懂行啊,给你算二十五一件,不赚你钱。”
到白马市场时,楚瑶一眼看中了绣着小熊的童装,摸了摸布料:“这是棉的?洗了会不会缩水?”老板拍着胸脯保证:“放心,这是‘精梳棉’,广州大厂出的,比普通棉布耐穿。”宋卫东在旁边小声问:“咱们县城的娃,会买这么贵的童装吗?”楚瑶指了指童装领口的按扣:“你看这细节,比供销社卖的布衫精致,现在谁家不疼孩子,愿意多花几块钱买好的。”
装货的时候,楚瑶犯了难——五十件衣服装了两大包,火车站的托运要等三天,超市还等着上新。正蹲在路边发愁,身后有人喊“红梅姐”,回头一看,是杨师傅的侄子杨明,穿着件蓝色工装,手里拿着个铁皮饭盒,旁边停着辆解放牌卡车,车身上印着“广州-县城 货运专线”。
“杨明?你怎么在这儿?”楚瑶又惊又喜。杨明挠了挠头:“我跟我叔学了两年开车,去年来广州跑货运。前儿我叔还说,宋家超市现在是县城的招牌呢!”
听说楚瑶愁运输,杨明拍了拍卡车:“我后天就回县城,这两包货放我车上,不收你运费——当年我叔生病,还是宋叔你骑着三轮车送的医院,这点忙算啥。”
更巧的是,杨明还提了一嘴:“我邻居陈师傅,以前是广州国营服装厂的,干了三十年,专管做工和品控,现在退休了没事干,你要是缺人,我帮你问问?”
楚瑶当天就跟着杨明去了陈师傅家。陈师傅家在老骑楼里,客厅摆着台老式缝纫机,墙上挂着他以前设计的中山装样板。起初陈师傅摆手:“我都退休了,不想再沾针线了。”直到楚瑶掏出几张草图,上面画着领口带小碎花的衬衫,还有加了口袋的女童裙:“陈师傅,我想做些适合北方人穿的衣服,比如这衬衫,领口比南方的高两指,冬天穿不灌风。”陈师傅推了推老花镜,手指点在草图上:“这个口袋的位置好,娃装糖纸、橡皮正合适,我以前在厂里也跟徒弟说过,做衣服得想着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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