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北京,街头的萧瑟比寒冬更甚。
粮食短缺的阴影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周边乡村涌入城区,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有的扶老携幼,有的蜷缩在墙角,手里攥着空空的粮袋,眼神里满是绝望。
偶尔能看到孩子哭闹着要吃的,大人只能红着眼眶,从怀里掏出半块干硬的窝窝头,小心翼翼地掰给孩子,自己则咽着口水,啃着难以下咽的树皮或草根。
何大清驱车穿过街道,看着眼前的景象,眉头拧成了深深的川字。
作为华北军区上将,他早已习惯了运筹帷幄、保家卫国,可此刻面对这些挣扎在饥饿边缘的百姓,他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沉甸甸的喘不过气。
他的农场早已达到100级巅峰,牧场也稳定在80级,每日100万金币的收益让他有足够的能力兑换海量粮食——优质水稻、超级小麦、高产玉米,仓库里堆得满满当当,足以让这些难民吃饱穿暖。
可他不能这么做。
一来,农场粮食属于系统兑换的特殊资源,直接大规模拿出,无法解释来源,极易引发恐慌和猜忌,甚至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破坏社会稳定。
二来,私放粮食违背了国家统一的粮食调配政策,此时全国都在实行定量供应,单独开特例,会打乱整体的供应秩序,反而不利于全局。
三来,这只是治标不治本,难民数量还在增加,仅靠农场的粮食,只能解一时之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坐在车里,何大清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方向盘,脑海里飞速盘算着。
他必须找到一个合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既能拿出粮食,又能堵住所有质疑的声音。
思忖良久,一个念头渐渐清晰——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从国际市场采购粮食。
第二天一早,何大清换上笔挺的军装,带着连夜整理的材料,驱车前往红墙。
他没有提前打招呼,而是直接在门口递上了求见申请。
守门的警卫见是何大清上将,不敢怠慢,立刻进去通报。
没过多久,警卫出来传话,引着他走进了简朴而庄重的办公室。
两位先生正围坐在办公桌前,看着全国粮食供应的统计报表,脸上也带着几分凝重。
见到何大清进来,连忙起身招呼:“何大清同志,快请坐。这个时候来找我们,想必是有重要的事情吧?”
何大清坐下后,没有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语气沉稳而恳切:“两位先生,我今天来,是想向二位汇报北京的难民情况,以及一个解决粮食短缺的提议。”
他将整理好的难民照片、数量统计递了过去,“这是我昨天在城区拍摄的照片,目前涌入北京的难民已逾千人,且还在增加,粮食定量减量后,他们的生计愈发艰难,再不想办法,恐怕会引发不稳定因素。”
两位先生翻看着照片,眉头愈发紧锁。其中一位叹了口气:“我们也在关注此事,全国的粮食缺口都很大,物资调配压力巨大,我们也在想办法从各地调运,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我有办法。”何大清接过话头,眼神坚定,“我提议,由我前往香港,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从国际粮商手中采购粮食。香港作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粮食资源丰富,且不受国际封锁的直接影响,采购渠道相对畅通。”
他顿了顿,补充道:“我已初步了解,香港有几家国际粮商常年储备大量小麦、大米和玉米,价格相对合理。我可以利用个人人脉协调资金,全程由军方人员押运,确保粮食安全运输。只要粮食能运到内陆港口,后续的接收、调配工作,就可以由国家统一安排,既合规,又能快速缓解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
两位先生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认可。
香港的特殊地位他们心知肚明,何大清的提议确实是当前情况下的最优解——既能避开国际封锁的壁垒,又能通过正规渠道获取粮食,还能保证粮食的去向可控。
但他们也有顾虑,其中一位问道:“何大清同志,香港的情况复杂,涉及多方势力,你去采购粮食,会不会遇到阻力?资金和运输方面,有没有把握?”
“请二位放心。”何大清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与香港的爱国人士有过交集,人脉资源可以利用;资金方面,我们带着一些钱,足以支付首批采购款,后续可以由国家财政补齐;运输方面,我会协调海军舰艇接应,从香港港口出发,直达天津港,全程军方护航,确保万无一失。”
他进一步解释:“香港的粮商以盈利为目的,只要价格合适,他们不会拒绝交易。而且我会低调行事,以民间贸易的名义采购,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粮食运抵天津港后,由地方政府和军方共同接收,纳入国家统一调配体系,优先供应难民和重体力劳动者,确保粮食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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