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再次迅速传到马天云和刘建雄那里。
马天云在听完心腹汇报后,沉默了许久,才喃喃道:“‘南疆净土’?倒是会起名字。想法是好的,但未免太理想化了。南部山区那穷乡僻壤,是投点钱、派几个专家就能改天换地的?真是异想天开!
也好,让他去搞,我看他能烧多少钱,能搞出什么名堂!到时候烂尾了,看他怎么收场!”他打定主意,在这件事上,暂时采取不配合、不反对、冷眼旁观的态度,等着看笑话。
刘建雄则更是嗤之以鼻:“净搞些花架子!有机农业?中药材?那才能有多大的产值?能解决多少就业?能带来多少税收?简直是舍本逐末!南疆的未来,还是要靠工业化、城镇化!我们南江市的几个开发区和新城项目,那才是实实在在的政绩!”
他更加坚定了要快速推进自己主导的大项目,用亮眼的GDP数据来抗衡袁泽的“务虚”之举。
然而,袁泽根本不在意他们的看法。会议结束后,他立刻叫来了李伟民。
“秘书长,指挥部挂牌和人员抽调的事情,你立刻去办。另外,安排一下行程,下周,我要去南部山区实地调研,时间不少于五天。不要提前通知地方,不要搞层层陪同,就我们几个人,直接下去,看看最真实的情况。”
李伟民心中暗暗叫苦,这位省长真是雷厉风行到了极致,但面上只能恭敬答应:“好的,省长,我马上安排。去哪些地方,您有初步意向吗?”
袁泽走到地图前,手指点了几个位置:“重点去红土县、青石县、林源县这三个最偏远、贫困程度最深的县。特别是这几个报告里提到的,有特色作物种植传统或者野生中药材资源丰富的乡镇和村子。”
“明白。”李伟民迅速记录下来。
一周后,一支由三辆越野车组成的小型车队,悄然驶离了南江市,向着南部山区进发。袁泽坐在中间一辆车的后座,穿着普通的夹克衫和运动鞋,看起来更像一个考察的学者。陪同人员只有李伟民、一位农业方面的专家秘书,以及两名必要的安保人员。
车子很快驶离了平坦的省道,进入了崎岖蜿蜒的山路。路面变得坑洼不平,尘土飞扬。车窗外的景色,也从相对富庶的丘陵地带,逐渐变为越来越荒凉、干旱的黄土山峦。稀少的植被、裸露的岩土、深切的沟壑,无不诉说着这里的贫瘠与艰难。
偶尔能看到山坳里散布的村庄,大多是低矮的土坯房或砖瓦房,显得有些破败。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面容黝黑,衣着朴素,眼神中带着一种长期与贫困抗争而形成的麻木与坚韧。
袁泽默默地看着窗外,眉头微锁。这里的贫困程度,比报告上的数字更加直观,更加触目惊心。
经过近一天的颠簸,车队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了此行的第一站——红土县最偏远的山泉乡。乡政府接到市里的紧急电话(李伟民在进入县境后才通知),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早已惶恐不安地等在简陋的乡政府大院门口。
他们完全没想到,新来的省长会如此突然地出现在他这个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
“袁……袁省长,欢迎您来山泉乡指导工作!”乡党委书记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皮肤粗糙,一看就是常年在基层跑的人,此刻紧张得有些结巴。
“谈不上指导,就是来看看。”袁泽和他握了握手,语气平和,“找个地方坐下,随便聊聊乡里的情况,特别是老百姓种地、收入的情况。”
在乡政府简陋的会议室里,袁泽拒绝了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直接让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脱稿讲。起初两人还很紧张,但看到袁泽听得非常认真,不时问一些很具体、很内行的问题(比如某种作物的亩产、价格、灌溉条件、病虫害情况等),他们渐渐放松下来,开始倒起了苦水。
“省长,我们这地方,就是缺水,地也薄,除了种点耐旱的玉米、土豆,收成都不好。卖不上价钱,年轻人全都跑出去打工了。”
“我们也想搞点特色种植,以前也试过种药材,但不懂技术,种不好,要么死了,要么长得不行,卖不出去,亏了本,就更没人敢种了。”
“路也不好,就算有点山货,运出去成本太高,商贩压价压得厉害……”
袁泽认真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着。李伟民和那位专家秘书也在飞快地记录。
第二天,袁泽提出要去村里看看。乡领导要陪同,被他拒绝了,只让乡里派了一个熟悉情况的干事带路。
他们随机选了一个叫坳底村的村子。车子开到山脚下就无法前行了,只能徒步上山。山路陡峭崎岖,碎石遍地。
李伟民和那位年轻秘书走得气喘吁吁,但袁泽却步履稳健,气息均匀,他那经过严格训练的“兵王”体质在此刻展现无遗,让随行人员暗自咋舌。
坳底村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困难。村子坐落在山坳里,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村民住的大多是低矮的土房,条件好点的也是旧砖房。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只有几个老人和孩子,以及一些中年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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