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渐歇,但南京上空的阴云并未散去,反而沉淀为一种更窒闷的低气压,压在保密局每个人的心头。郑耀先依照“静默”指令,如同沉入水底的巨石,不泛起一丝涟漪。他完美地扮演着一个因“失去”白若兰而备受打击、意志消沉的中层官员,每日按部就班,处理着行动处的例行公务,对沈醉偶尔的挑衅报以漠然,对林寒持续的“关注”回以疲惫的顺从。
然而,在这看似颓丧的表象之下,他的大脑如同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一刻不停地分析着“掌柜”传来的那句“待鹤西鸣”。白若兰还活着,这是支撑他的唯一信念,但她身在何处?如何联系?“西鸣”指向何方?是地点,还是某种信号?他不敢轻举妄动,任何一丝主动探寻的迹象,都可能将刚刚脱险的她重新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他只能等待,在焦灼中保持极致的耐心,并利用一切机会,不露痕迹地观察、倾听,试图从敌人的只言片语或内部流转的文件中,捕捉到可能与上海、与白若兰相关的蛛丝马迹。
与此同时,刘铭章在电讯处的新职务——“技术侦防中心”主任,给了他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资源调配权,但也带来了更严格的审视。林寒似乎并未因郑耀先的“消沉”而放松对电讯处的控制,反而加强了对核心数据的后台监控。刘铭章深知,他必须在林寒的眼皮底下,完成两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一是继续被动监测、分析那个幽灵般的档案室信号;二是利用职务之便,在不引发怀疑的前提下,尝试搜寻上海方向可能出现的、与白若兰脱身相关的异常通讯痕迹。这如同在刀尖上跳双人舞,每一步都必须精准无误。
压力不仅来自上方。沈醉因“仓库事件”被毛人凤申斥,权力被部分削夺,对郑耀先和林寒的怨恨与日俱增。他将这股邪火撒向了日常工作中,处处与行动处和电讯处掣肘,使得本就凝滞的内部运转更加不畅。这种混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郑耀先和刘铭章的掩护,但也增加了他们行动的难度和风险。
这天夜里,值夜班的刘铭章摒退左右,独自守在侦听仪前。他调整着参数,将接收频率再次悄悄对准档案室那片区域。连日来的被动记录显示,那个信号再未出现,仿佛从未存在过。但他有一种直觉,这沉寂更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他回想起郑耀先之前转述的、顾知微笔记中关于“王风”与“君子于役”的隐语,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脑中形成:是否可以通过模拟特定的《诗经》韵律或关键字编码,尝试进行极其微弱的、非指向性的“呼唤”或“探测”?这风险极高,一旦被林寒的系统捕捉到异常模式,后果不堪设想。他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必须在做好万全伪装和反向追踪屏蔽的前提下,进行一次极限试探。
就在刘铭章于电波世界中进行着危险博弈的同时,郑耀先接到了一项看似寻常的任务——配合总务处清点一批战备仓库的过期档案,准备移交销毁。负责此事的是总务处一个新调来的股长,而监督方,则包括了林寒手下的一名技术督察。
郑耀先心中一动。这是一个接触档案、尤其是那些尘封已久、可能蕴含线索的人事或技术档案的绝佳机会。他表现出恰到好处的不耐烦和敷衍,指派了一名不太重要的手下科长去负责具体对接,自己则只在关键节点露面,以示“重视”。
清点工作在一处位于城郊、阴冷潮湿的地下仓库进行。堆积如山的卷宗散发着霉味。郑耀先裹紧大衣,站在仓库门口,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那些被搬运出来的档案箱。突然,一个贴着“沪站人事调动备案(1946-1947)”标签的箱子吸引了他的注意。白若兰正是那个时期从南京调往上海的!
他不动声色地踱步过去,随手翻看了一下箱内的文件。大多是格式化的调令和履历表。陪同的清点人员在一旁哈着热气,催促着进度。郑耀先心中焦急,却不敢表现分毫。就在他准备放弃时,指尖触碰到一摞用牛皮纸单独包裹的文件。包裹很旧,上面没有标签。他状似无意地拿起,掂了掂,对清点人员说:“这包东西没有标注,我带回去核查一下,别混了什么不该销毁的。” 这是处长的权限,理由也充分,清点人员虽觉麻烦,也未敢阻拦。
回到办公室,郑耀先反锁房门,小心翼翼地打开牛皮纸包。里面是几份泛黄的上海站早期工作报告副本,一些无关紧要的会议纪要,以及一张被对折压平的旧照片。照片上,是几个年轻军官在上海外滩的合影,其中一人,眉眼俊朗,笑容阳光,正是年轻时的郑耀先!而他身边,站着一个穿着素色旗袍、清丽温婉的女子,微微侧头看着他,眼神中带着含蓄的倾慕——是白若兰!
郑耀先的心脏猛地一缩。这张照片他早已遗忘,却不知为何会出现在这批待销毁的档案里。是谁保存下来的?是白若兰自己,还是别有用心之人?他仔细翻看照片背面,空无一物。但这张照片的出现,本身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警告,提醒着他与白若兰那段无法抹去的过往,以及这段过往在此时可能带来的致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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