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夜色浓稠得如同凝固的墨汁,沉沉地压下来,仿佛要将这破旧筒子楼里最后一点生机也吞噬殆尽。只有远处厂区机器低沉的、永不停歇的轰鸣,如同这座城市疲惫却不得不持续跳动的心脏,传来沉闷而规律的震颤。这声音穿过污浊的玻璃窗,渗进狭小逼仄的房间,也敲打在林晓燕紧绷的神经上。
她躺在窄小的木板床上,身下的旧褥子薄得几乎能数清里面硌人的棉絮疙瘩。双眼在黑暗中睁得酸涩发胀,却毫无睡意。每一次轻微的呼吸,身下的床板都会发出细微而顽固的“吱呀”声,在这死寂的夜里被无限放大,像一声声无奈的叹息。空气里弥漫着复杂的气味——老房子特有的潮霉气,经年累月积攒的陈旧灰尘味,以及,最让她心头微动的,是昨夜试制鸡蛋灌饼时残留的、若有若无的油烟和面粉气息。她的指尖,那个被滚烫鏊子边缘烫出的红点,此刻正隐隐作痛,像一枚灼热的印记,无声地提醒着那个笨拙却至关重要的开始。
成了。虽然饼的边缘有些焦黑,磕鸡蛋时手忙脚乱导致蛋液分布不均,卖相远不及记忆里母亲手下那金黄油亮、圆润饱满的模样,但当她鼓起勇气,将那一小块带着焦痕的饼送入口中时,舌尖触碰到那熟悉又陌生的混合香气——面粉的焦香、鸡蛋的醇香,尤其是那一点点母亲秘制酱料的咸鲜回味——像一簇微弱却顽强的火苗,倏地点燃了她冰冷胸腔里久违的一丝暖意。那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那是通往过去某个安稳时刻的密码,是溺水之人抓住的一根稻草。
但这丝暖意转瞬即逝,立刻被更沉重、更庞大的忐忑与恐惧无情地吞噬。那恐惧如同窗外浓稠的夜色,无边无际地蔓延开来。
明天。天不亮,她就得实施那个在她心头盘桓了数月、反复推演又不断自我否定、大胆得近乎疯狂的计划——去城南那个混乱却充满生机的早市出摊。
这个念头一旦清晰起来,心脏便骤然失序,“咚咚咚”地疯狂撞击着胸腔,声音大得她怀疑会不会惊醒隔壁的父亲和那个她不愿称之为母亲的女人。无数可怕的设想,如同黑暗中蛰伏的野兽,争先恐后地扑入脑海:刚支起摊子,就被戴着红袖箍、面色冷硬的市管队员抓住,推车、煤炉、鏊子,她全部的家当被无情没收,还要面对一笔她根本无力支付的罚款,甚至被拉去参加什么“学习教育班”,在众人面前丢尽脸面;或者,被大院里的长舌妇,比如那个总是斜着眼看人的李婶撞见,用她那能把死人说话了的尖利嗓子,在整个筒子楼里宣扬她林晓燕“不务正业”、“想钱想疯了”、“给她死去的妈丢人”,那些指指点点和唾沫星子足以把她淹没;再或者,她辛辛苦苦准备的鸡蛋灌饼根本无人问津,人们只是瞥一眼她寒酸的摊子和她那张稚气未脱、带着惶恐的脸,便摇摇头走开,那么,她辛苦积攒、从牙缝里省下的那点本钱将血本无归,这微弱的希望之火将彻底熄灭;而最最可怕的,是被孙秀英发现……那个女人,那个占据了母亲位置、用刻薄和冷漠填充了这个家的女人,定会像撕碎一张废纸一样,撕毁她辛苦得来的一切,包括那本她视若珍宝、藏在床板缝隙里、写满母亲娟秀字迹的食谱。那是母亲留给她唯一的念想,是她在无数个寒冷夜晚得以慰藉的精神食粮。
每一种可能都像一块冰冷沉重的巨石,层层叠叠压在她的胸口,让她呼吸艰难,额角渗出冰凉的汗珠,顺着鬓角滑落,浸湿了粗糙的枕头套。
她小心翼翼地翻了个身,将整张脸埋进那充满霉味和汗渍的枕头里,试图寻求一点可怜的遮蔽。然而耳朵却像受惊的兔子般异常警觉,竖起来,竭力捕捉着窗外的任何一丝动静。隔壁王大妈家的老座钟,“当当当”地敲了十下,声音沉闷而悠远,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十点了。距离她预设的起床时间——凌晨四点,还有整整六个钟头。这六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漫长得如同在滚烫的鏊子上煎熬。
没有闹钟。那个破旧的闹钟上个月就彻底罢工了,她也没钱买新的。只能依靠生物钟和高度紧绷的神经。身体明明已经疲惫不堪,像是被抽干了力气的破布口袋,眼皮沉重得如同坠了铅块,但大脑却异常清醒,甚至是一种病态的亢奋。无数个念头像失控的走马灯,疯狂地旋转、碰撞:出摊的流程在心里过了无数遍,此刻却觉得漏洞百出。摸黑起床,不能开灯,不能发出一点声响,穿哪件衣服?最好是母亲那件洗得发白、几乎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深灰旧褂子,宽大,能遮掩身形,也或许,能带给她一点母亲的勇气。然后,最关键也最危险的一步,是将藏在楼道杂物堆后面的推车、煤炉、沉重的鏊子这些大件,一件一件,偷偷搬到楼下那个废弃的煤棚角落里藏好。推车的轮子有点松动,推起来会发出“嘎吱”声,怎么办?是不是该找点破布把轮轴缠上?煤炉的烟囱拆卸时会不会不小心磕碰到墙壁,发出声响?面粉袋的口扎紧了吗?万一路上破了,白花花的面粉洒一地,那简直是自寻死路。还有那几块珍贵的煤核,藏在柴火堆下面,会不会被夜里起来撒尿的巡夜老董头发现?他那个老旧的手电筒,光柱总是晃来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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