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章:科技星火,点亮征途
一、戈壁滩上的“惊雷之誓”
1970年深冬,西北戈壁的风裹着沙砾,打在试验基地的铁皮房上噼啪作响。工程师赵振宇裹着厚重的军大衣,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图纸,上面是导弹发动机的设计草图,边角已经被风沙磨得起了毛。“今晚必须把推力参数再算三遍,”他对身边的科研人员说,呼出的白气在睫毛上凝成霜,“下个月的试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试验场的地下控制室里,灯光如豆,十几台手摇计算机在科研人员手中摇得飞快,算珠碰撞的声音盖过了外面的风声。年轻的技术员小林手指冻得僵硬,时不时往手心哈口热气,他面前的草稿纸堆得像小山,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公式。“赵工,第三组数据出来了,比理论值低了0.3个百分点!”他的声音带着紧张。
赵振宇接过计算结果,眉头拧成了疙瘩。这台“东风-4”导弹的发动机,他们已经攻关了五年,光是燃烧室的耐高温材料就试验了三十七种,最近的一次试车,因为推力不稳定,导弹在半空偏离了轨迹。“再查!从燃料配比开始查,一点差错都不能放过!”他把图纸铺在桌上,铅笔在上面画出一道道红色的标记。
凌晨三点,炊事员送来的馒头冻成了硬块,赵振宇却啃得格外香。他想起三年前,苏联专家撤走时留下的话:“没有我们,你们十年也搞不出中远程导弹。”这句话像根刺,扎在所有科研人员心里。“咱偏要让他们看看,没有外援,中国人照样能把导弹送上天!”老专家王教授拍着桌子说,假牙在嘴里硌得咯吱响。
天边泛起鱼肚白时,小林突然跳了起来:“找到了!是燃料喷嘴的角度误差,差了0.5度!”赵振宇冲过去,对着图纸一算,果然——就是这微小的偏差,导致了推力不均衡。“立刻调整!”他抓起电话,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通知加工车间,按新参数赶制喷嘴!”
三个月后,戈壁滩上响起一声惊雷。“东风-4”导弹拖着橘红色的尾焰直冲云霄,准确命中千里之外的靶标。赵振宇和科研人员们相拥而泣,泪水在脸上冻成了冰,却暖得像火。他望着导弹划过的轨迹,在心里默念:这道弧线,是给所有质疑者的回答,更是中国人用骨气画下的起跑线。
二、实验室里的“稻穗之梦”
1971年春,海南岛南繁育种基地的稻田里,袁隆平蹲在水田里,手里捏着一株稻穗,眼睛瞪得像铜铃。这株稻穗比周围的高出近半尺,穗粒却稀疏干瘪——是典型的“天然杂交稻”,但这稀疏里藏着他找了六年的希望。“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他激动得把稻穗往助手手里一塞,转身就往田埂上跑,泥水溅了满身也顾不上。
实验室的培养皿里,装着从这株稻穗上取下的种子,在恒温箱里静静发芽。袁隆平拿着放大镜,一盯就是半天,镜片里的嫩芽顶着露珠,像一个个绿色的惊叹号。“这只是第一步,”他对助手说,“要让杂交稻的亩产超过千斤,还得闯过‘三系配套’这道关。”
所谓“三系”,是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就像给水稻“搭班子”,缺了谁都结不出饱满的种子。前两年,他们好不容易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却总是不稳定,稻穗要么不抽穗,要么结的种子发不了芽。“再换一种父本试试,”袁隆平指着试验田里的“桂朝2号”,“这品种耐肥抗倒,说不定能成。”
盛夏的太阳把稻田烤得像蒸笼,袁隆平和助手们顶着烈日给稻花授粉,汗水滴进田里,砸在稻叶上碎成八瓣。为了不让花粉被风吹散,他们用纸片做成小喇叭,小心翼翼地把父本的花粉接到母本的柱头上,一天下来,手指被稻叶割出无数道小口子,渗着血珠。
有天夜里下暴雨,试验田的堤坝被冲垮,稻苗眼看就要被淹。袁隆平带着大家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手挽手筑成人墙,用脸盆往外舀水,直到天亮才保住半亩试验苗。看着浑身是泥的科研人员,当地老乡感慨:“这些城里来的先生,比咱农民还能豁得出去!”
1971年秋,第一株“三系配套”的杂交稻成熟了。袁隆平摘下稻穗,放在秤上一称,千粒重比常规稻高出三成!他捧着沉甸甸的稻穗,突然想起刚搞杂交稻时,有人说他“异想天开”,说“水稻是自花授粉,哪能杂交出高产稻”。现在,这稻穗就是最硬气的回答。
稻田里的风吹过,稻浪翻滚,像一片金色的海洋。袁隆平知道,这金色里藏着无数农民的期盼——他的梦想很小,就是让稻穗能再沉一点,让每亩地能再多收一点;他的梦想又很大,大到能装下亿万人的饭碗。
三、机床旁的“精度之求”
1971年夏,沈阳机床厂的车间里,八级钳工王洪军正趴在一台卧式镗床上,眼睛贴着游标卡尺,鼻尖几乎要碰到工件。这是给某军工企业加工的导弹尾翼轴承,精度要求0.005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车间里的数控机床都达不到,只能靠手工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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