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禁 第20章 无名纪年

冬天的风很干，吹过旧梦权塔的残骸时，会发出一种低沉的回响，像远处有人压低声音说话。塔基周围新砌了一圈矮墙，砖缝里塞着石灰和碎玻璃，白天反光刺眼，夜里则像一圈冷的火。

夏堇站在高处，看着城市的灯一点点亮起。现在的电网不是统一调度，而是由各区自己管理，谁省电，谁就能多开一会儿灯；谁贪图明亮，半夜就得摸黑。她数过，东区通常在七点半之后才亮第一批灯，南区则更早。灯光参差不齐，却比任何一个整齐划一的年代都真实。

“你打算留下吗？”阮初问。她背着工具包，肩带勒出清晰的压痕，指尖仍有焊锡味。她最近负责把南区断掉的支路重新拉起来，白天爬杆布线，晚上写维护日志。

“我想留下。”夏堇说，“至少等风把这里吹干净。”

“风什么时候会吹干净？”

“等人不再指望它带走什么。”

闻叙从塔内走出来，袖口沾着灰尘，怀里护着一台旧调谐器。他把设备放在石阶上，敲两下，屏幕亮起暗绿的字。“频道起好了，叫‘无名电台’。”他说，“我想先播一周风声，之后再夹一点街头记录。”

张弛抱着一摞手抄本从档案馆小门挤出来，把书放在台阶上，喘了一口气：“你播风，挺好。人一听到风，心里就知道自己还清醒。”

他们围在门口，像一群准备开店的伙计。门内的走廊被刷成了灰白色，墙上钉满软木板，插着写有时间与地点的卡片。那是“无名馆”的目录系统：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记忆写在普通纸上，标注日子，插在任何一块板上，别人要看，就按日子去找。没有管理员，也没有权限分级，只有一条规矩：把你看的那页放回原处。

开馆的前一周几乎没人来。第二周，一位清洁工推门走进来，把一沓油渍纸包塞到柜台上，说是“工地挖出来的旧账”，上面记着梦时代的垃圾清运线路和夜间加班表。阮初把那东西洗了洗、烫平，才看清某些路段在梦权的年月里被标注为“不可达”，理由是“深夜安眠维护”。她边贴边骂，贴到第三页停下来，对夏堇说：“这就是他们不想让人记住的‘日常’。”

又过了几天，一个少年背着书包来借纸，他说学校改了新课本，第一章叫“梦的时代已经结束”，可老师发下来的讲义上又加了一行小字：“任何回忆需通过辅导员审核”。他不太明白为什么。闻叙让他坐下，递了杯温水，让他自己写他记得的那一天。少年写的是“第一次没做梦的一晚”。字写得歪，结尾画了一只小风铃。那页纸后来折了角，一直没被换新。

“你打算播什么？”那天傍晚，夏堇在门口问闻叙。

“先播风声，再播人声。”他把耳机戴好，“顺序很重要。要是先播人，人会互相争论；先播风，人会先听。”

“风能让人停一会儿。”张弛接话，“不然大家都急着说话。”他最近住在馆里，白天在市场里换纸张和墨水，晚上整理来稿，给每一份手稿装订。“我决定用最难撕坏的线。”他说，“万一哪天又有人想删，至少得多费点力气。”

过了周末，阮初还是动身了。她把工具包往肩上一甩，额前的碎发被风吹起来，整个人显得锐利又疲惫。“南区那边等我。”她说，“有一条主干线要从旧医院穿过去，里面的配电柜上还保留着梦时代的接线法，我得改掉。”

“注意脚下。”夏堇说，“那里地面是空鼓。”

“我知道。”阮初回头看她，“你也别总在门口守着，进去睡会儿。清醒也得换班。”

她坐上北行的列车，窗外是被风刮得发亮的铁轨。列车没有广播，只有司机偶尔敲两下金属扶手作提醒。车厢里的人不多，彼此不说话。列车出了城，风就更干，车窗上的灰痕越积越厚。等车身回到视线终点时，阮初已经开始在本子上画电路图。

张弛留在馆里。他给档案馆门口那块破牌子翻新，牌面刷成哑光的黑，写上新的字：“无名纪年第一年·清醒归档开始”。字用的不是好看的书法，而是印刷体，线条略粗，间距紧凑，远远看去像一份冷静的账单。晚上他坐在柜台后吃罐头面，嘴里嘟囔：“把馆开得像小卖部，就没人怕进来。”

城市也在重排。市场重新划分摊位，谁愿意在风口摆，就付少一点摊费，谁要在背风处摆，就付多一点；信息栏改成了两类颜色，灰的是日常，蓝的是记忆回收，谁家愿意捐出梦时代的物件，社区就给他多一个用电配额。有人用梦票时代的塑封卡做成门挡，有人在阳台上挂旧梦权的金属标签当风铃。风吹过，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某种旧症被敲出骨头。

“他们需要习惯。”某个黄昏，闻叙在电台里说。他把麦克风拉近，声音平稳，不快不慢，“习惯没有广播的夜晚，没有统一的灯光，没有整齐的答案。刚开始会不舒服，像刚退烧的时候那样。别急，呼吸就会找到自己的节奏。”

电台播放时间表写在门口小黑板上：早六点，风声；中午，街头杂音；傍晚，读三封匿名信；夜里，十分钟静默。静默时段最受欢迎，周围的店主会把音量调大，让那十分钟覆盖整条街。后来有人问为什么要播“没有声音”，闻叙说：“因为那时候每个听的人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又过一个月，过渡委员会正式宣布解散，梦代偿局关停，剩下的设备统一封存。某些官员仍然喜欢写通告，但纸张贵，没人愿意贴。更多消息改成了“传人不传纸”，谁看见，谁回去跟邻居说。消息慢了一点，却更准。有人把这叫“风报”，还画了个小图案：一只没有翅膀的鸟，嘴里叼着一条纸带。

这期间，仍有人要求“重建秩序”。提出者大多来自旧系统，他们习惯于“统一”的安稳，认为“自发的市面”不可持续。有一次他们组织了一场公开辩论，选在市政大厅。辩方拿出曲线图，说“小规模的统筹会提高效率”，反方拿出另一个曲线图，说“效率常常是初期独裁的温床”。两边讲了三个小时，最后主持人说：“既然大家的曲线都好看，那就不看曲线，看谁愿意明天早上来把破路修好。”第二天一早，反方那位年长先生拿着锄头来了，辩方两名学生也来了，三个人一起把路修了。傍晚，大家一致通过一条决议：修路归修路，曲线回家看。

无名馆的来稿越来越多。有人写他第一次在风里闻到饭香；有人写他决定不再缴“清醒税”的那一刻；有人写自己在夜里害怕醒来，但决定不吃安眠药。张弛把这些稿子按日装订上架，编号从“0001”往下走。某个下雨天他发现编码用得太快，索性在扉页上加了一行“人类账本·分册”，把原先的“风账”并列起来。

“我们在写两种书。”他说，“一本是风，一本是人。”

“还有一本是沉默。”闻叙提笔在目录上加了第三栏，“没有写下来的，得留空。”

空白页引起了小小的争议。有人认为空白冒犯努力写下的人，有人认为空白才能说明“记忆权”的存在。夏堇没参与争论，她在每一册的最后粘了张小标签：“若无记，则留页。留页是对活着的尊重。”争论就此打住，因为修书的人最辛苦，他们说了算。

春天以前，城市以一种怀旧的方式恢复了“提审”。不是审人，而是审物：街头设一个摊位，每天摆三样梦时代的东西——一个旧梦权接口、一张梦票、一支安眠针。路过的人可以停下来说一句话：扔、留、改或者“我不知道”。这一点像仪式，又像练习。多数人选择“改”，把接口拆成小零件当风铃，把梦票压在书页里当书签，把安眠针交给医生回收。偶有几人说“我不知道”，摊主就点头说“那就下次再来”。没人催促。

阮初从南区回来那天，手臂上多一道新疤。她把工具包往地上一放，说到第一个字就笑了：“电网活了。那边把‘低谷用电’改成‘夜读配额’，家里有学生的多给一点。我第一次看见配电室贴科目表。”

“数学电，语文电，体育电？”闻叙笑。

“差不多。”阮初把工服挂到墙上，“他们给风也配了电，说‘晚上风大，风铃响太吵，就给风铃的传感器供电，让它夜里别响’。”

“你同意了？”

“我没意见，我只是布线的人。”她顿了顿，“但我把开关留给了住户自己。”

夜里，电台播放一段新的录音。那是城市另一头一个老人留的口述，他讲起梦权崩塌那天，楼下广播突然停了，他第一次听到自己家水管里流动的声音。他说：“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家里一直在响。”录音的最后，他用力咳嗽，停了一会儿，小声补了一句：“谢谢你们把风放进来。”录音室里一时很安静，闻叙把音量往下拉，留了两秒空白，才播下一段。

春分前夕，城里出现第一份“无名日报”。版面是从废弃厂里淘来的旧印刷机压出来的，油墨气味刺鼻。头版没有社论，只有一行干巴巴的日期：“无名纪年第1年·春·第1号”。第二版写的是集市米价，第三版是维修公告，第四版登了无名馆的地址，最后一栏印了电台频率。有人笑这份报纸“没有灵魂”，也有人把它叠成小帽子给孩子戴。

这一年中，仍有几个旧派人物试图重启“梦经济”。他们在城外废区搭了白色帐篷，挂出“赎梦一次十点”的牌子。前两天有好奇的人去，第三天就没人看。第五天帐篷拆了。后来有商人用同样的帐篷卖烤饼，生意意外好，原因是他把帐篷上的字没擦干净，远远看去像“熟饼一次十点”。张弛拿了两块回来，边吃边说：“这就叫市场自我更正。”

季节再往前推一点，城北小学开学。第一节课是“如何辨别广播”。老师把一个旧喇叭放在讲台上，让孩子们依次说这个东西的好处和坏处。一个小女孩举手说：“它让很远的人听到同样的声音。”说完又举手：“它也会把很远的人变成一个人。”老师让她把第二句话写在黑板上。孩子们念了两遍，铃响了。那一天，风不大，黑板粉末落在窗台上，像细雪。

有天傍晚，夏堇在档案馆门口换灯泡。灯口有点松，她踩着凳子，抬手的时候，风从袖口滑进去，冷得像一片新磨的玻璃。她稳住，拧紧。下来的时候，闻叙把一张新的电台节目单递给她：“今晚播你的声音。”

“我的？”

“你说一句就行。”

她站到麦克风前，第一次对着空房间说话：“这里是无名纪年。梦已结清，债未归零。我们还活着。”话音落下，她看一眼红灯，红灯灭了。那段录音被存进电台第一个频道的第一个文件夹，文件名“0001_human.wav”。张弛提议把它备份三份，分别埋在塔基的三角点下。没人反对。

后来的一些夜里，夏堇偶尔会在台阶上坐一会儿。远处风穿过楼群，带动老旧广告牌轻轻拍打墙面，发出空心的响。她不再数灯，也不再猜城市里有多少人在醒着。她只看风把一条旧横幅慢慢磨薄，直至只剩一根筋吊着，像词从口里退下的最后一笔。

又过多年，社会彻底脱离梦权体系。人们的证件上不再写“梦权编号”，而是写“居所坐标”；医院问诊不再先测“梦温”，而是先问“你昨晚有没有吃饭”；报纸的天气预报不再播“今日推荐睡眠时段”，改成“今日风向建议晾衣或收衣”。这些变化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像是从某一天起，谁把世界轻轻拧正了一度。

阮初留在南区，她喜欢那里的噪音与密度。每当新的线路完成，她会在配电箱内侧贴一个小贴纸，写“无名纪年第x年·x月·x日·完工”，没有署名。偶有好事者掀开看到了，就在外侧又贴一张同样的，算是致意。她从不承认。

闻叙的电台越做越简，节目单几乎固定：风声、脚步、街头讨论、匿名口述。有人劝他做访谈，他摇头：“我怕把人变成故事。”

张弛把无名馆经营得像个市场，他会和孩子们讨价还价：“你这页写得太短，换不了两张纸，只能换一张。”孩子笑着点头，转身又跑回角落多写了两行。

某个下午，一个路过的少年在馆门口停下，问夏堇：“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名字？”

“因为名字总有一天会被遗忘。”她回答，“但活着的人不会。”

少年点点头，照例留下了一页纸：他写的，是第一次在黑暗里不害怕的夜晚。那一页被归到“无名纪年第四年·夏·无标题”。

又一个黄昏，城里下小雨。雨不大，像有人用细刷子轻轻扫过屋檐。电台在播街头收来的对话，两个老人坐在路边说他们年轻时排队领梦票的事，说着说着都笑了，其中一个突然正色：“我挺担心的啊，现在小孩子声音太大。”另一个说：“声音大没事，别被同一种声音盖住就行。”录音到这里卡了一下，风声挤进来，把两人的笑声拉细。

夜深一点，档案馆贴出新牌子——“无名纪年第一年·清醒归档开始”，被改成“无名纪年第一年·清醒归档持续”。有人提议换“常年”，张弛摇头：“‘持续’这个词有耐心。”

后来，城里成立了“公共沉默日”。不是纪念谁，只是那一天尽量少说话，少播音乐，少放广告。有人不习惯，觉得冷清；也有人在那天把窗全开，听风把走廊的鞋垫吹翻。电台那天只播一行字的合成音：“我们仍然清醒。”

再往后，外地来的人渐渐多了。他们学会了怎么在风里找路，也学会了把自己的梦放回口袋。经常有人在馆门口问路：“无名纪年的起点在哪儿？”夏堇指着台阶：“这里就是。”他们抬头看一眼残塔，往往点点头，然后低头把坐标记在掌心。

冬天又来。塔的阴影更硬，风在砖缝间走直线，偶尔绊倒一只流浪猫。傍晚时分，街面亮起不齐的灯，孩子们从巷口跑过，背后拖着“无名电台”的广播声。有人关门，有人开窗，有人把旧报纸叠成花，插进玻璃瓶里。

夏堇坐在台阶上，手里转着她第一天留下来的那枚空弹壳，金属边缘已经被磨得圆润。她想起从前很多个夜晚，自己举着它，仿佛握着某种坐标。现在不用了，坐标已经长在街上：每一盏灯、每一条电线、每一本手抄本、每一台没有节目的电台，都是。

“梦禁结束。”她轻声说。不是宣告，更像给自己一个准确的注释。

她抬头看向星空。天并不澄澈，城里的光把星星压得隐约，但她并不在意。她知道，风会走，灯会灭，孩子会长大，记忆会缺页，人会犯错——而世界会继续。

远处的电台开始播新的节目。第一段仍是风声，其次是街角一位摊主和顾客争吵米价，最后是一个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念出今天的日期：“无名纪年第五年·冬。”读完，他笑了一下，说：“我念错了吗？”收音机里传来另一个孩子的回答：“没有。”

无名馆里，张弛把今天最后一本账本合上，在扉页上写下：——梦结清，人未完。

他把灯关了一半，留下一半。门外风吹过台阶，掀起门帘一个小角，又放下。

这里是无名纪年。

他们仍然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