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州市委会议室内,椭圆形的红木长桌旁气氛凝重。李正峰坐在首位,眉头微蹙,听着市纪委书记黄明关于近期信访和执纪审查情况的汇报。窗外,秋日的阳光为城市披上一层金色,但会议室内的议题却与这明媚格格不入。
“……综合来看,”黄明扶了扶眼镜,语气沉稳中带着一丝忧虑,“虽然传统形式的违纪违法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一些反映‘新型’、‘隐性’问题的线索在增多。比如,有匿名信反映,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建国的儿子,去年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在一家刚刚获得重大科技专项扶持资金的生物科技公司占了15%的干股,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张主任的老部下。”
政法委书记周伟接口道:“公安经侦那边也反馈,近期在调查几起非法集资和跨境资金异常流动案件时,发现资金流向与个别干部亲属控制的海外账户存在若隐若现的关联,但线索非常模糊,取证极其困难,对方显然用了非常专业的手段进行切割。”
李正峰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他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赵晓颖。作为受邀列席会议的媒体代表和特约研究员,赵晓颖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开放和监督的姿态。
“晓颖同志,你们记者站在一线,接触的面广,听到的声音也更杂。关于这些‘新动向’,你有什么发现或者看法?”李正峰直接点名,目光锐利而期待。
赵晓颖合上手中的笔记本,抬起头,她的眼神冷静而专注:“李书记,各位领导。我们记者站确实注意到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不仅仅是黄书记和周书记提到的个案,更重要的是一种氛围和模式的变化。”
她顿了顿,组织了一下语言:“我举几个例子。第一,是‘信息寻租’。我们了解到,某些掌握规划、政策内部信息的官员家属或特定关系人,会提前在特定区域收购老旧房产或租赁大片场地,等到政府规划公布、地价房价上涨后,再转手牟取暴利。这种行为极其隐蔽,表面上看是正常的市场投资,实则利用了权力信息的不对称。”
“第二,是‘影子股东’的普遍化。在一些政府投资项目或特许经营权授予过程中,中标企业看似与官员毫无关联,但经过层层股权穿透,最终总能发现一些‘白手套’代持的影子。这些‘白手套’身份干净,可能是退休教师、普通职员,甚至是偏远地区的农民,很难追查。”
“第三,是利用第三方机构的‘合规性洗白’。比如,一些企业会聘请与官员关系密切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为其量身定制‘合规’方案,规避监管。或者,在项目评审、验收环节,通过影响专家库人选或评审过程,确保其关联企业顺利过关。”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空调系统发出轻微的嗡鸣。赵晓颖提供的细节,比内部报告更为具体,也更具冲击力。
“这些情况,你们有确凿证据吗?”黄明谨慎地问道。
“目前大多还停留在线索和知情人士反映的阶段,”赵晓颖坦诚道,“正如周书记所说,取证非常困难。他们很擅长利用法律和规则的模糊地带,行为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很多时候,即使我们感觉有问题,但在法律层面很难直接定性为**。”
李正峰身体微微前倾,语气沉重:“晓颖同志说到了关键。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行为边界模糊,利益输送间接,发现难、取证难、认定难。如果我们还用老办法,很可能拳头打在棉花上,甚至被对方反咬一口,说我们影响营商环境、干扰企业正常经营。”
他环视一圈与会人员:“所以,我们必须改变策略。不能只等着举报、等着案发。要主动出击,靠前预防。黄书记,你们纪委要牵头,尽快研究出台针对这些新型利益冲突和隐性**行为的界定标准和处理办法,给干部划出更清晰的红线。周书记,公安、审计、金融监管要加强协同,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研判机制,提高发现和打击新型经济犯罪的能力。”
“李书记,”赵晓颖接过话头,提出了一个更深入的思考,“我认为,除了完善制度和加强打击,还需要在认知层面进行一场‘启蒙’。很多干部,甚至包括部分群众,对这些‘新型**’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有人认为这是‘小节’,是‘人情往来’,是‘市场行为’。如果不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再好的制度也可能在执行中被打折扣。”
李正峰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晓颖同志这个观点很重要。廉洁文化建设必须跟上,要让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穿着‘马甲’的**,对公平正义的伤害、对市场规则的破坏、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侵蚀,一点也不比直接收钱收物小!宣传部、组织部要联动,要把这些新型案例纳入警示教育内容,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会议结束后,李正峰特意让赵晓颖留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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