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
原本安安静静、连大气都不敢喘的社员们,突然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声音里还带着点藏不住的欢快,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吕晓筠愣了足足两秒,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大伙儿哪里是没意见,分明是早就熬不住,等着散会回家歇着、忙活自家的琐事了。
“好!没有意见就散会!”
大队书记大手一挥,语气里也透着几分松快,显然也不想再多折腾。
“哗啦——”
话音刚落,屋里就响起一阵桌椅挪动的刺耳声响,打破了之前的死寂。
社员们麻利地抄起自己的小板凳,有的凳腿磨得发亮,有的还缺了个角,大家脚步轻快地往门外挤,刚才开会时的严肃劲儿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解脱后的轻松自在,有人刚迈出门口,就扯着嗓子唠起了家常:
“明儿早出工,记得喊我一声!”
“放心吧,保准不耽误你!”
这场评审会,完全超出了吕晓筠的预料,甚至颠覆了她从书本里、从传闻里对“批判会”的认知。
她坐在原地没动,手里还攥着那本卷了边的红宝书,心里五味杂陈,像打翻了醋坛子,又混着点蜜糖,说不出的滋味。
一方面,她有种莫名其妙的失望。
来之前,她满脑子都是隔壁大队传闻里的血腥场面,以为能看到一场热火朝天、立场鲜明的阶/级/斗/争,结果就这么平平淡淡地结束了,连点火星子都没溅起来,连一句重话都没听见。
另一方面,她又松了一大口气,甚至有点暗自庆幸,庆幸武占岭没遭遇那些扒衣服、踩冰块的血淋淋“刑罚”,也庆幸自己不用亲眼目睹那些撕心裂肺的画面,不用在“阶/级/立场”和“恻隐之心”里反复挣扎。
可疑惑也像田埂上的杂草,密密麻麻地冒了出来:
自家大队对“五/类/分子”这么“温和”,甚至称得上宽容,可别的生产队却流传着那么多吓人的“奇闻”,有的往死里折腾人,有的把人逼得走投无路,这到底是为啥?难道就因为自家大队的社员心眼好?
还是说,这里面藏着什么她不知道的隐情?
第二天出工,日头升到头顶的时候,毒得能把人烤脱一层皮,地里的玉米叶都被晒得打了卷,蔫头耷脑的。
小队长扯着嗓子喊了休息,社员们像得了大赦,纷纷找了老槐树底下的阴凉地儿坐下,有的从帆布包里掏出军用水壶,“咕咚咕咚”灌着凉水,有的啃着早上没吃完的窝头,窝头硬得硌牙,就着凉水往下咽,还有的掏出旱烟袋,慢悠悠地装烟、点火,烟袋锅子“吧嗒吧嗒”响,烟雾缭绕中,大伙儿的话也多了起来。
吕晓筠犹豫了半天,心里的疑惑像小猫爪子似的挠得慌,终究还是按捺不住,凑到几个年纪大、平日里话多的社员跟前,脸上带着小心翼翼的神色,把心里的疑惑问了出来。
“张大叔、李婶,我有点儿糊涂,也有点儿纳闷。”
她一边说,一边飞快地从口袋里掏出那本磨得发亮的红宝书,指尖有些发颤,翻到自己背得滚瓜烂熟的页码,一字一句念了起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伟人都这么说了,可咱们队的贫下中农,为啥对武占岭这样的地/主/阶级这么温良恭俭让?而别的生产队,却那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下手那么狠呢?”
听完她的话,几个社员都嘿嘿笑了起来,笑得吕晓筠心里发慌,还以为自己问错了话。
张大叔磕了磕烟袋锅,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了碾,笑着说:
“晓筠丫头,这你就不懂了。咱们向阳大队的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实诚,心眼好,骨子里就不爱欺负人。别说武占岭了,就算是其他成分不好的,只要好好干活,不偷懒、不耍滑,大伙儿也不会刻意为难。”
他顿了顿,语气沉了几分,带着点不屑:
“可别的队不一样啊,那些地方穷得叮当响,地里收不上粮食,社员们肚子都填不饱,心里憋得慌,逮住能整人的时候,就把一肚子怨气全撒在地主富农身上,往死里欺负,说白了就是图个自己痛快,哪管什么教育改造?”
说着,旁边一个满脸皱纹的大妈就接过了话头,压低声音讲起了最近听说的别的队的整人花样:
“我听说,有个队整富农,把人家的头发剪成阴阳头,还往脸上抹锅底灰,拉着游街示众,孩子跟着哭,大人也不敢抬头;还有的,大夏天让地主在太阳底下晒着,不给喝水,晒得人晕过去,醒了接着晒。”
听得旁边几个年轻社员直皱眉,有的还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这时候,生产队长郝国良扛着锄头走了过来,粗布褂子后背全被汗水浸湿,贴在身上,正好听见大伙儿的议论。他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语气里满是不屑和气愤:
“那些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全是傻缺、二百五!脑子里缺根弦,完全不按政策办事!整人的法子搞得再花哨又有啥用?对教育改造半点屁用都没有!纯属虚头巴脑地折腾人,就图他们自己心里舒坦,显他们能耐!”
吕晓筠心里的疑惑更重了,又往前凑了凑,小声追问:
“郝队长,那他们大队的干部也不傻啊,为啥要选这些‘二百五’当贫下中农代表呢?就不怕折腾出事儿来?”
郝国良笑了笑,摆了摆手,随口答道:
“嗨,这你都不知道?老辈人传下来一句话,说得好着哩——‘犁地要用爬山虎,搞运/动/整人要用二百五’。”
“哦?爬山虎是什么意思?”
吕晓筠从没听过这个说法,年纪轻、心思纯,下意识地就追问了一句,眼神里满是好奇。
这话一出口,旁边几个正在听热闹的社员都“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笑得还挺暧昧,带着点不怀好意的贼笑,眼神齐刷刷地落在吕晓筠身上,看得她浑身不自在,脸颊“腾”地一下就红透了,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脖子,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好像问了个不该问的问题,冒失了。
郝国良也愣了一下,随即挠了挠头,脸上露出几分尴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这是乡下骂人的浑话,糙得很,小姑娘家别学这个,不体面,也不好听。”
吕晓筠赶紧闭上嘴,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再也不敢追问了,心里又羞又窘。
可那个“爬山虎”,却像颗种子,在她心里扎了根,挥之不去。
直到很久之后,她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听几个骂街的婆娘互相咒骂,扯着嗓子喊“你这个爬山虎养的”,才从她们的骂声里弄明白,原来“爬山虎”竟然是涉及两/性/问题的脏话,粗俗又不堪入耳。
想起那天郝国良和社员们的对话,吕晓筠心里就有点不舒服,堵得慌。
不管是“爬山虎”还是“二百五”,都是侮辱人的话,大家都是贫下中农,都是苦过来的人,本该互帮互助、抱团取暖,怎么能这样互相看不起、互相咒骂呢?这和她心里“贫下中农团结一心”的印象,完全不一样。
可转头一想,她又觉得,大伙儿对武占岭的宽容,肯定不只是因为社员们品德好、心眼实。
毕竟在这个年代,“成分”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是刻在骨子里的标签,地主就是“剥/削/阶级”,贫下中农就该“立场坚定”,能让大伙儿放下这么深的偏见,对一个地主这么温和、这么宽容,说不定是武占岭自己人缘好,平日里会做人的缘故。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像野草似的疯长。
吕晓筠越想越好奇:武占岭明明是靠剥削穷人起家的地主,手里肯定沾过穷人的血汗,为啥在生产队里不但不遭人恨,反而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宽容和体谅?
难道他真的用了什么特殊办法“腐蚀”了贫下中农?
还是说,队里的贫下中农团体,真的没有坚定的阶级立场,被他蒙骗了?
关于武占岭的为人,吕晓筠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像揣了只小兔子,怦怦直跳。
她忍不住想起自己刚下乡插队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武占岭的场景。
那天她扛着沉甸甸的行李,走了十几里山路,累得气喘吁吁,口干舌燥,喉咙里像冒了烟,正好遇到武占岭从地里回来,肩上扛着一捆刚割的麦子,身上沾着泥土和汗水。
他看到她的窘境,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远远躲开,反而主动停下来,放下肩上的麦子,从自家的水壶里倒了一碗凉水解渴,那水是从井里刚打上来的,带着丝丝凉意,还飘着点麦秸秆的碎屑,递到她手里的时候,还特意叮嘱了一句“慢点儿喝,别呛着”。
之后,他还主动帮她把沉重的行李送到了知青点,一路上没说什么多余的话,只在临走时,说了句“以后有啥难处,要是不嫌弃,就去我家说说”。
那会儿的武占岭,看着就像个和蔼可亲的邻家大叔,皮肤黝黑,手上布满了老茧,说话轻声细语,半点“地/主/分子”的嚣张劲儿、压迫感都没有,甚至比队里有些贫下中农还要温和。
这个和蔼的印象,和“剥削阶级”“地主分子”的标签,在吕晓筠的脑子里反复拉扯、碰撞,让她越来越混乱。
她越来越想弄明白,这个叫武占岭的地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温和是装出来的,还是本性使然?
他身上,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七十年代的北方农村,盛夏的日头毒得像要把人烤化,地里的庄稼被晒得蔫头耷脑,叶子卷得像晒干的烟叶,连泥土都被晒得裂开了一道道口子,踩上去“咯吱”作响。
吕家的灶台更是冷清得让人心慌,连一丝烟火气都没有,仿佛好久没开过火似的。
晚饭桌上,粗瓷碗里的玉米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筷子插进去都站不稳,几片黑乎乎、硬邦邦的窝头渣子摆在碗边,那是全家六口人仅有的口粮,连盐都没放,寡淡无味。
弟弟妹妹们饿极了,捧着碗,争先恐后地把碗底的糊糊舔得干干净净,连碗边的渣子都用舌头舔得发亮,最小的妹妹才三岁,没捞着多少,小嘴一瘪,眼圈一红,就哭了起来,声音沙哑又委屈:
“娘,我饿……我还想吃……”
娘红着眼圈,眼眶肿得像核桃,手里紧紧攥着自己碗里仅有的一小块窝头,犹豫了片刻,还是狠狠心,把窝头掰了一大半给小女儿,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乖,我的宝,再忍忍,再忍忍,等队里分了粮食,娘就给你做稠糊糊,再蒸白面馒头,好不好?”
吕晓筠看着这一幕,胸口像堵了团湿棉花似的,闷得发慌,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她脑子里总记着书里看到的“让穷人做主人”“人人有饭吃”,可眼前的现实却是,连肚子都填不饱,连一口稠糊糊都喝不上,谈何做主?谈何幸福?
改变全村人的困境太遥远,太不切实际,她连自己都顾不好,眼下,她唯一的念头,就是先把自家的饭碗端稳了,让弟弟妹妹们能吃饱饭,让爹娘不用再为粮食发愁。
可怎么才能让家里多挣点工分、多分到点粮食?
她的目光,不知不觉又飘向了武占岭干活的方向——这个神秘的地主,会不会能给她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