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547章 一锤定音

梳理1977年决定恢复高考前那位可爱的老同志的谈话，能清晰看到两条核心意见。第一条，就是坚决要恢复高校招生文化考试。

5月24日，他对王/震、邓/力/群/同/志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7月23日，跟长沙工学院的同志谈话时，他说得更实在：“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8月1日，听说天津想在1977年直接从应届高中生里选学生考试，他马上支持：“就是要敢想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实事求是。”

第二条，是他首创的 “两条腿走路” 招生办法，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

7月23日，他就说：“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

7月29日，听汇报时他还质疑：“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

8月1日，他进一步指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

原本那位可爱的老同志的规划是1977年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应届、一半社会考生，再慢慢走向正轨。可谁也没想到，历史的脚步比计划快得多。

1977年7月他第三次复出后，主持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就是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直接把恢复高考的方案提前启动，当年冬天就开考了！

当考场的铃声在全国响起时，多少超过25岁的“老三届”考生，握着笔的手还在发抖。

他们中有人抱着孩子来考试，有人刚下夜班就赶考场，有人把复习资料揣在怀里，走几十里山路来赴考。

这扇被推开的门，不仅圆了他们的大学梦，更让整个国家的人才培养，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

1977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刚刚第三次复出的那位可爱的老同志，目光如炬，敏锐地察觉到科技与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将振兴科教事业提上了重要日程。

而他亲自挂帅召开的 “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更是成为了中国科教事业重新崛起的标志**件。

7月29日，那位可爱的老同志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同志工作汇报时，突然提出了一个重要提议：近期要亲自主持召开一次科技教育领域的座谈会。他的语气坚定而有力，仿佛已经看到了科教事业未来的光明前景。

按照那位可爱的老同志的指示，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如同高效运转的机器，从全国科研系统和高等院校中精心挑选着每一位参会的专家学者。

这可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每一个名额都承载着希望，他们要把最顶尖、最有想法的人汇聚到一起。

8月3日，北京的天空格外晴朗，阳光洒在京城的大地上。33 位学界精英陆续来到了北京饭店。

当时的北京饭店，那可是京城条件最为优越的地方，能在这里下榻报到，足以说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这些专家学者们，个个都是学界的翘楚，他们怀揣着对科教事业的热爱与责任，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一场改变历史的会议即将拉开帷幕。

8月4日，期待已久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正式在北京饭店开幕。那位可爱的老同志亲自全程主持会议，这让所有与会人员都感到无比振奋。会议的气氛异常开放，没有那些冗长乏味的预设报告，五天的时间完全交给了即兴自由的发言与讨论。

会议一开始，那位可爱的老同志就开诚布公地阐明了宗旨：“请大家来，核心目的就是听取大家的真知灼见。科研如何提速增效？教育怎样更好地服务于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些都需要大家共同出谋划策。学制、教材、教员来源、办学方针等等，方方面面都可以谈，发言长短不拘，次数不限，随时插话也无妨，总之，务必自由坦诚，百无禁忌。”

他的话语如同一股暖流，流淌在每一位与会者的心中，让大家瞬间放下了心中的顾虑。

在那位可爱的老同志亲切而有效的引导下，专家们的讨论迅速聚焦到了振兴国家科教事业的大主题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积极建言献策。

而如何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改革僵化的高校招生制度，更是成为了会场内外热议的核心焦点。

此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情况。教育部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并且已经初步拟定了1977年的高校招生方案。

这个方案相较于旧制，有三项显着的突破：一是首次明文规定普通高校招生对象原则上须持有高中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的文化水平；二是开创性地决定试点招收4000至1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三是突出强调要重视考生文化程度，要求对报考者进行统一的文化考查。

然而，在招生方式这个关键问题上，方案却没有跳出历史的圈子，依然沿用了 “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 这一在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模式。

这份报告在 8 月 4 日呈送国务院。

其实，那位可爱的老同志最初审阅报告后曾表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执行。

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想法，他认为恢复正规的高考招生制度，需要至少一年的充分准备时间。

在座谈会上，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构想：“新的教育制度，计划明年正式启动。今年就用来全面筹备，学制怎么设定、教材怎么修订、师资怎么调配、生源怎么开拓、招生制度与考试考核办法怎么确立，这些关键环节都必须周密筹划，落实到位。一旦确定，就要保持稳定，不能朝令夕改。”

他还非常谦逊地向在座专家征询意见：“一年的准备时间够不够？教材要按更高标准重新编写。教师的选拔与调配，教学方法的革新，还有明年起恢复招生考试制度这一整套系统工程，都要细致研究。一年时间，来得及吗？”

那位可爱的老同志的虚怀若谷和改革决心，就像一把火，点燃了与会代表们的智慧与热情。

许多学者深受触动，当天晚上就回到房间，伏案疾书，连夜修改完善发言提纲，把思考重心都聚焦在了高考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与可行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