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528章 一起奋战高考

他们的整体目标很明确：政治和语文这两科，尽量少丢分，保住基本盘；理科组就全力以赴冲击数理化的高分，文科组则重点攻克数学，争取在优势科目上多拿分，弥补其他科目的不足。

在张彬的感召和组织下，这个自发形成的学习小组，很快就成了大家疲惫复习路上最温暖的依靠和加油站。

不管谁遇到难处，只要在小组里说一声，其他人都会伸出援手，没有半点含糊。

复习的日子虽然苦，但氛围却格外好，没有猜忌，没有保留，每个人都掏心掏肺。

有人复习累了，其他人会递上一杯热水，说几句鼓励的话；有人掌握了新的解题技巧，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生怕同伴落下。

他们充分利用每一个课间间隙，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交流，有人说自己遇到了一道解不开的数学题，其他人立马围过来，拿出纸笔，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从公式运用到解题步骤，一点点梳理，直到把难题攻克；有人想起某个容易忽略的物理定理，赶紧提醒大家，还特意举例子说明，避免同伴在考试中踩坑。

一人遇到绊脚石，其他几人立刻围拢过来，毫无保留地共同探讨、答疑解惑。有时候，帮同伴讲题的过程中，自己也会突然灵光一闪，对知识点有了更深的理解，相当于又巩固了一遍知识。

实践证明，他们这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互帮互助、互学互问、互答互促的复习方法，成效特别显着。

刚开始复习时，很多习题他们看都看不懂，对着题目发呆半天都写不出一个字。

可没过多久，再翻看几天前还一筹莫展的习题卷子，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能轻松解出来了！

那些曾经像天书一样的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就这样被他们一点点吃透，一步步征服。

看着自己的进步，每个人心里都乐开了花，复习的劲头也更足了。

时间来到1977年深秋，浙江杭州学军中学门口，杨新梦像一尊雕塑似的一动不动地伫立着。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双手插在口袋里，目光穿过车水马龙的曙光路，久久凝视着对面杭州大学那扇斑驳的校门。

金黄的梧桐叶打着旋儿从树上飘落，轻轻落在他的肩头，他却浑然不觉，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和那座朝思暮想的校园。

这个场景，与十年前的画面何其相似，记忆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

1966年盛夏，杨新梦还是学军中学高三（2）班的尖子生。

那时候的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少年人的朝气，每天清晨都会在晨读前，早早地来到教学楼，站在走廊上眺望对面的杭州大学。

那年六月，天气格外炎热，教室里的吊扇吱呀作响，同学们都在热烈地讨论着高考志愿填报的事儿，有人说想去北京，有人说想去上海，只有杨新梦，每当有人问他想去哪所大学，他总是腼腆地摇头说“还没想好”，可没人知道，他早已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招生简章揣在怀里，翻来覆去地看，纸页都被摩挲得起了毛边。

他常常幻想：等到九月开学，自己就能背着书包走进杭大的校门，站在图书馆的落地窗前，回头眺望母校学军中学的红砖教学楼——种时空交错的浪漫想象，总能让少年的心跳加速，心潮澎湃。

可命运却在6月18日那天骤然转折，给了他沉重一击。

《人民日报》头版那则取消高考的通知，像一盆冰冷的水，瞬间浇灭了所有学子的希望。消息传到学校，校园里瞬间沸腾起来，同学们都懵了，紧接着就是无尽的混乱。

大字报如同雪片般覆盖了公告栏、教学楼的墙壁，甚至连操场边的树干上都贴满了，校长名字上画着的红叉触目惊心。

那天傍晚，天空突然变了脸，乌云密布，紧接着暴雨倾盆而下。

杨新梦独自站在校门口，任凭雨水打湿衣服，看着杭州大学校园里同样飘飞的大字报，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和雨水混在一起，在脸上纵横交错。

“我的未来在哪里？”

这个还未满十八岁的少年，第一次体会到了人生的荒诞与无助，仿佛脚下的路突然消失了，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1968年深秋，上山下乡的浪潮席卷全国，杨新梦和三百多名校友一起，被塞进了北上的列车。闷罐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浑浊，大家挤在一起，连转身都困难。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列车终于在黑龙江虎林站停下。

刚一打开车门，刺骨的寒风就扑面而来，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给了他第一个下马威。

在生产队，这个从小在南方长大的书生，开始学着适应艰苦的生活。

他跟着老乡们在零下35度的严寒里挥镐刨粪，双手冻得通红，很快就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疼得钻心。

可他咬着牙坚持，伤口结了痂，又被磨破，反复几次后，终于在手上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子。

后来，因为他有高中文凭，生产队推荐他当了民办教师，教村里的孩子读书写字。

可这份工作并没有想象中轻松，最难熬的是冬夜的孤独。

他住在一间简陋的土坯房里，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靠烧煤取暖。

每到晚上，他蜷在冰冷的土炕上，把五个人份的煤块都烧完，房间里还是冷得像冰窖，冻得他牙齿打颤，只能裹紧被子，想念着远方的家人。

1973年，靠着母亲提前退休“顶职”的机会，杨新梦终于回到了杭州，在武林中学当上了语文老师。

后来，他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平静如水，曾经的大学梦，似乎也被柴米油盐的生活渐渐淹没。

直到1977年10月那个平凡的午后，他去学校传达室取信件，无意间看到桌上放着一份泛黄的《光明日报》。

他随手拿起来翻看，突然，一行铅字映入眼帘：“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这几个字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的心脏。报纸在他手中簌簌作响，他的手控制不住地发抖，眼睛死死盯着那行字，生怕自己看错了。传

达室的老柳头看着这个平日稳重的青年教师，竟像醉酒般踉跄着冲出门去，沿着他们共同走过无数次的曙光路，朝着杭州大学的方向奔去，朝着那个做了十年的梦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