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视角)
天色蒙蒙亮,我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推开窗,看见营长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装站在院子里,手里捏着一份刚送来的战报,眉头拧成了疙瘩。
“老张,你来一下。”他声音沙哑,眼底布满血丝。
我披上衣服快步走出去。营长把战报递给我,手指点在几个关键数字上:“看看,又是因为地图看错,三连差点钻进鬼子的包围圈。要不是老乡报信及时……”
战报上清楚地记录着,三连在执行侦察任务时,有个战士把地图上的方位标反了,导致全连偏离预定路线五里多地。这不是第一次了。上个月,二营送来的弹药数量被登记错了小数点,差点造成阵地弹药断供。更早之前,还有个排长把“拂晓进攻”理解成了“午后进攻”,贻误战机。
“咱们独立营,”营长重重叹了口气,“能打仗的兵不少,可识字的,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我沉默着。作为参谋长,我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全营八百多号人,能完整读写五百字的不到三十人,大多数战士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每次战斗部署,全靠口头传达,作战地图成了摆设,缴获的鬼子文件要送到团部才能翻译。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营长突然站定,转身盯着我,“老张,这个事你得牵头。咱们得搞个扫盲运动,就从认字开始。”
我愣了一下:“现在?鬼子刚搞完铁壁合围,部队还在休整,训练任务这么重……”
“正因为鬼子不会给咱们喘息的机会,才更要抓紧!”营长打断我,“一个文盲军队,永远只能被动挨打。我要的是一支能看懂地图、会写战报、能分析敌情的部队。”
他越说越激动:“你去统计一下,把所有识字的干部战士都组织起来,成立个教导处。我不管你是用树枝在地上划拉,还是找老乡借石板,一个月内,我要看到成效!”
命令下来了,我这个参谋长又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让全营八百多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汉子,在炮火连天的间隙学会认字写字。
接下来的三天,我带着几个参谋开始了全营文化水平摸底。结果令人沮丧:能流畅阅读报纸的只有7人,能写简单书信的23人,认识常用字但不会写的约50人,剩下的全是纯文盲。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去三连的那天。我问一个叫铁柱的老兵:“认识自己的名字吗?”
他憨厚地笑着,用长满老茧的手比划着:“报告参谋长,俺就知道姓王,具体咋写,不记得了。”
“那打仗时怎么看地图?”
“俺不看地图,”他挺直腰板,“俺跟着班长走,班长指哪俺打哪。”
旁边一个刚入伍半年的小战士插话:“参谋长,俺在老家上过两年私塾,认识几个字。”
我让他写写看。他憋红了脸,歪歪扭扭地写了个“打”字,缺了一横,写“鬼子”的“鬼”字时,把下面的“厶”写成了“田”。
摸底结束后,我在油灯下整理名单。全营文化水平最高的居然是卫生队的一个女卫生员林秀珠,她上过女子中学。其次是营部文书小赵,读过完小。各连的指导员虽然也识字,但水平参差不齐。
我把情况向营长汇报。他听完沉默良久,突然问:“老张,你还记得咱们刚成立独立营时,怎么说的吗?”
“记得。要打造一支不一样的部队。”
“对,”营长站起身,走到墙上的作战地图前,“不一样的部队,首先得是一支有文化的部队。明天就成立教导处,你兼任处长,把林秀珠调过来当副处长,各连指导员都是教员。告诉全营,从营长到炊事员,人人都要学文化!”
第二天,我在全营大会上宣布扫盲决定时,底下一片哗然。
“参谋长,俺们是来打鬼子的,学那玩意儿干啥?”一连长张大彪第一个嚷嚷。
“就是,认字能认死鬼子吗?”下面有人附和。
营长猛地站起来,会场立刻安静了。
“不认识字,你们连鬼子都打不明白!”营长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人心上,“上次是谁把‘机枪向左移动五十米’看成了‘五百米’,差点把机枪送到鬼子嘴边?是谁把‘三号高地’看成了‘八号高地’,让增援部队跑错了地方?”
底下没人吭声了。
“从今天起,”营长环视全场,“每天训练之余,必须保证两个时辰的学习时间。一个月后考核,不及格的,干部撤职,战士不得参与重要任务!”
命令是下了,可具体怎么实施,还是个难题。
林秀珠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说话细声细气,但做事极其认真。她带着几个识字较多的战士,连夜编了一套识字教材。
“参谋长,我觉得应该从战士们的名字和常用口令教起。”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这样既实用,又能激发大家的学习兴趣。”
我点头同意:“教材要简单实用,最好能跟战斗生活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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