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策京口:新战场的抉择
凌云选择镇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此地据长江与运河交汇之要冲,漕运、盐运、民间商贸极其繁盛,官营作坊林立,工匠云集,资源丰富。在此地成功,其示范效应将辐射整个江南乃至运河沿线,远比在南京或偏远之地更具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若能在此理顺关系、推行新法,无异于在旧体系最坚固的堡垒中插上了一面崭新的旗帜。
他的计划书直接呈送朱棣御览,核心要点清晰:
1. 全面革新京口闸: 在龙江关经验基础上,设计更高效、更可靠的蒸汽动力与水力混合驱动闸门系统,并配套更先进的码头吊装和仓储设施,打造帝国漕运新标杆。
2. 建立“镇江综合工坊区”: 并非简单扩大天工院,而是引入“股份制”和“技术入股”模式,吸引本地有实力的商贾、匠头(甚至部分开明士绅)参与,共同兴建并运营包括新式织造、粮食加工、船舶修理、五金工具制造在内的多个专业化工坊,天工院提供核心技术支持与标准制定。
3. 推行“工坊新制”: 在工坊区内试行更规范的用工、薪酬、培训乃至初步的福利保障制度,展示“格物”并非仅仅榨取人力,而是能创造更高效、也更“人性化”(相对而言)的生产关系。
这份计划书,不再仅仅是技术蓝图,更是一份涉及经济、社会制度改革的雄心勃勃的宣言。
朱棣阅后,沉吟良久。他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利益和强国潜力,但也嗅到了其中挑战现有秩序的危险气息。最终,对“煌煌盛世”的渴望压倒了对潜在风险的顾虑。
“准!”朱棣挥笔批复,“着凌云以工部右侍郎衔,总督镇江漕运改良及工坊区营造事宜,江苏布政使司、镇江府衙需全力配合,不得有误!朕,要看的是实效!”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凌云深知,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初至京口:水土不服的碰撞
凌云带着郭衡、李小柱及一批天工院骨干,轻车简从,抵达镇江。他没有惊动地方,而是先花数日时间,微服走访码头、市集、各类匠作铺户,甚至与漕工、纤夫、小贩交谈。
所见所闻,比南京更为复杂。镇江的繁荣之下,是漕运、盐政、地方豪强、行会帮派等诸多势力犬牙交错的局面。官营的镇江织造局、庞大的漕运码头管理衙门、垄断江上运输的船帮、控制着大量熟练匠户的各种行会……每一个都不是易与之辈。
当凌云亮明身份,召集镇江府主要官员及各方头面人物商议工坊区事宜时,果然遭遇了软钉子。
镇江知府是一位姓钱的圆滑老吏,言语恭敬,实则推诿:“凌大人奉皇命而来,下官等自当鼎力相助。然,京口闸关系漕运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造之事,还需从长计议,务必稳妥。至于工坊区用地……城郊虽有空地,然其产权复杂,涉及多家士绅祖产,恐需时日协调……”
漕运衙门的官员则更直接:“凌大人,漕运自有漕运的规矩。龙江关之法虽好,但京口水文复杂,潮汐不定,恐难照搬。且闸口运作,涉及数千漕工生计,若骤然改动,引发事端,下官等担待不起啊!”
织造局的管事更是面露难色:“凌大人的新式织机,精巧绝伦。然我局所产丝绸,乃供御用及赏赐,规制、纹样皆有定式,不敢轻易变更工艺,恐失了皇家体面。”
而几位被邀请来的本地大商贾和行会首领,则大多持观望态度,言辞闪烁,既眼馋天工院技术可能带来的利润,又畏惧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带来的风险,更担心与官府、漕运等旧势力交恶。
会议不欢而散。郭衡忧心忡忡:“东翁,此地关系盘根错节,远比南京复杂。各方掣肘,寸步难行。”
凌云却并不气馁:“意料之中。他们并非反对‘格物’本身,而是恐惧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我们要做的,不是强行碾压,而是……让他们看到,并且能分享到,变革带来的、更大的利益。”
破局之举:分化、利诱与示范
凌云改变了策略,不再寻求一蹴而就,而是多点开花,分而治之。
1. 敲山震虎,争取官方有限支持: 他不再与钱知府空谈,而是直接拿着朱棣的批复,找到江苏布政使(已提前通过马三宝和勋贵关系打了招呼),施加压力。同时,他主动提出,京口闸改造的前期勘测、设计费用由天工院承担,并且承诺,改造期间,将利用临时性的蒸汽泵船等措施,确保漕运不中断,消除了漕运衙门最大的顾虑。对于织造局,他则承诺,新式织机初期只用于生产普通绸缎,御用织物仍按旧法,并愿意“协助”织造局改进一些印染工艺,作为交换。
2. 利益捆绑,拉拢商贾与开明匠头: 凌云让郭衡出面,与几位对新技术最感兴趣、也较有冒险精神的商贾深入洽谈。他抛出了极具诱惑力的条件:天工院以“蒸汽机动力”、“新式机床图纸”和“标准化管理”入股,占三成;商贾出资金、场地和部分人工,占七成。并且承诺,工坊产出,天工院优先按市价收购部分,用于朝廷需求,解决了销路问题。同时,他让李小柱举办小范围的“技术观摩会”,向一些有威望的匠头展示蒸汽机带动重型机床加工复杂零件的惊人效率,并暗示,加入工坊区的匠人,将有机会学习这些新技术,薪酬也将远超传统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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