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腊月三十的凌晨五点十分,K452次列车的绿色车身终于挣脱了盛达镇火车站的昏黄灯光,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哐当”声,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了林晚星十八年的过往。她靠窗坐着,帆布包紧紧抱在腿上,包带勒得右肩生疼,却不敢放松——里面装着她的《红楼梦》、三件换洗衣物,还有贴在心口的存折,那是她在盛达电子厂熬了半年夜班、被焊锡烫了十七个疤攒下的全部念想,也是她奔向深圳的唯一底气。
火车刚开动时,林晚星还能看见站台上零星的人影:有背着蛇皮袋追着火车跑的打工者,有趴在车窗边跟家人挥手的姑娘,还有穿着制服的乘务员站在原地,手里攥着没来得及收起的检票夹。她下意识地往盛达电子厂的方向看,可夜色还没褪尽,远处只有一片模糊的黑,连锅炉房那缕熟悉的白气都看不见了。这时,眼泪突然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她赶紧低下头,用帆布包的边角挡住脸,生怕邻座的人看见——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背着旧帆布包、穿着碎花棉袄的姑娘,心里装着多少不舍。
车厢里的空气混着泡面味、汗味和行李的霉味,闷得人发慌。邻座的大姐靠在椅背上打盹,手里还攥着个冷硬的馒头;斜对面的大叔把外套铺在座位底下,蜷着身子睡觉,呼噜声像破旧的风箱;还有个年轻的小伙子,抱着个吉他,手指在琴弦上轻轻拨弄,弹出不成调的旋律,却没人在意。林晚星从帆布包里摸出表哥给的椰蓉饼干,拆开包装,拿出一块放进嘴里——饼干还是甜的,带着奶香味,可她却尝不出昨天在宿舍吃时的味道,只觉得喉咙发紧,连咀嚼都费力。
她把饼干放回包里,重新看向窗外。夜色正一点点褪去,远处的田野开始显露出灰扑扑的轮廓,田埂上的白杨树光秃秃的,枝桠像干枯的手指,指向灰蒙蒙的天。这是她看了十八年的风景:春天,田野里是绿油油的麦苗;夏天,是金黄的麦子;秋天,是沉甸甸的玉米;冬天,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土地和白杨树。可现在,这些熟悉的景象正被火车一点点甩在身后,像一页页被撕掉的旧日历,再也回不来了。
她想起去年秋天,也是在这样的田野边,她和刘芳、赵倩一起去镇上赶集。那天阳光很好,她们骑着自行车,风里带着玉米的香味。刘芳说要给她妈买块花布做棉袄,赵倩说要给她弟买个新书包,她则攥着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想去旧书摊淘那本《红楼梦》。后来她们在摊前蹲了半个钟头,摊主看她实在喜欢,五块钱的书只收了她三块五。回去的路上,刘芳把自行车让给她骑,自己坐在后座,抱着她的书,说“晚星,你以后一定要多读书,走出咱们这镇子”。那时候她还笑着说“肯定的”,可没想到,真要走的时候,会这么难过。
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林晚星赶紧用袖子擦了擦,却越擦越多。她想起在盛达电子厂的第一个夜班,她第一次握烙铁,手抖得厉害,焊点焊得歪歪扭扭,周组长在旁边骂骂咧咧,说“这么笨,还不如回家种地”。是李姐走过来,手把手教她握烙铁的姿势,还特意给她做了个隔热垫,说“别听他的,谁刚开始都这样,多练练就会了”。那天夜班熬到凌晨一点,李姐还偷偷塞给她一个热馒头,说“饿了吧,赶紧吃,别让组长看见”。
还有去年冬天,她感冒发烧,浑身发冷,躺在宿舍的床上,连起来喝口水的力气都没有。刘芳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她在发抖,赶紧把自己的被子盖在她身上,又跑出去给她端热水,还从自己的药盒里找了片感冒药,喂她吃下去。第二天早上,刘芳的眼睛肿得像核桃,说“我怕你夜里烧起来,守了你半宿”。那时候她心里暖暖的,觉得在陌生的厂里,终于有了亲人。
赵倩则是她的“情绪垃圾桶”。每次她被周组长刁难,或者想家想得厉害,赵倩都会拉着她去楼梯间,听她哭,然后给她塞颗糖,说“哭完就好了,咱们再忍忍,等攒够了钱,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赵倩还帮她抄了深圳电子厂的地址,熬夜写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还画了个小小的笑脸,说“晚星,你要是去深圳,一定要记得给我写信,告诉我那边的样子”。
可现在,她连跟她们告别的勇气都没有。她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忍不住留下来;怕看到她们的眼睛,就会放弃去深圳的念头。她只能偷偷留下一张纸条,压在李姐的枕头下,写着“等我攒够钱就回来读书,到时候给你们带深圳的糖吃”。可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不知道她们看到纸条时,会不会生气,会不会担心。
“丫头,你咋哭了?”邻座的大姐醒了,看见她在擦眼泪,递过来一张皱巴巴的纸巾,“是不是想家了?”林晚星接过纸巾,点点头,声音有点哽咽:“嗯,我第一次离开家,去深圳打工。”大姐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肩膀:“我懂,我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坐在火车上哭了一路。不过别担心,深圳是个好地方,只要你肯吃苦,肯定能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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