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父遗志守东溟,力挽狂澜抗满清。
治岛兴农开景运,挥师跨海振威名。
奈何内耗伤元气,终究尘缘付逝英。
一代雄才虽落幕,犹留青史记征程。
公元1642年,福建厦门的郑府内,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郑成功抱着刚出生的儿子,看着小家伙皱巴巴的脸蛋,想起自己刚被隆武帝赐姓“朱”不久,意气风发地说:“就叫‘经’吧,望他能继承家业,经世济民,完成我抗清复明的大业!”彼时的郑成功不会想到,这个儿子未来确实接过了他的旗帜,在台湾撑起了南明最后的火种,却也因内忧外患,让这份事业一步步走向黄昏,活成了明末清初海峡两岸史上“守成者”的复杂缩影。
郑经的童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却裹着一层争议”。作为郑成功的嫡长子,他从小就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四岁跟着父亲学骑马,六岁开始读《孙子兵法》,十岁就能熟练背诵儒家经典,妥妥的“天之骄子”配置。可偏偏在私生活上,他捅了个大篓子,差点断送了自己的继承之路。
公元1659年,17岁的郑经娶了南明兵部尚书唐显悦的孙女唐氏为妻。唐氏出身名门,端庄贤淑,可郑经就是不喜欢,反而跟自己的四弟郑睿的乳母陈氏暗生情愫,还偷偷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郑克臧。这事要是放在普通人家,顶多是家庭纠纷,可放在郑成功这样的“抗清领袖”家里,就是天大的丑闻。
唐显悦得知后,气得差点背过气,直接写信给郑成功,把郑经骂得狗血淋头:“你自己是国姓爷,天天讲忠孝节义,怎么教出这么个儿子?跟乳母私通生子,简直是败坏门风!你要是不管,以后谁还会跟你抗清?”(《台湾外记》)郑成功本就因为北伐南京失败心情郁闷,看到这封信后,更是火冒三丈,当即下令让厦门的部将处死郑经、陈氏和刚出生的郑克臧。
可厦门的部将们哪敢动手——郑经是郑成功的唯一嫡子,要是杀了他,郑成功的事业就没人继承了。他们只能阳奉阴违,把郑经软禁起来,一边拖延时间,一边劝郑成功消气。就在这僵持的时候,公元1662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病逝的消息传来,厦门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当时郑成功的弟弟郑袭(郑芝龙的第五子)在台湾,想趁机夺取继承权,就散布谣言说“郑经品行不端,不配继承王位”,还拉拢了台湾的一些将领,准备自立为“延平郡王”。郑经得知后,也顾不上软禁了,赶紧在厦门召集父亲的旧部,哭着说:“我爹一生抗清,现在他走了,我弟弟却想夺权,咱们不能让我爹的心血白费!”
好在郑成功的老部下大多支持郑经——毕竟郑经是嫡长子,再怎么说也比旁支的郑袭名正言顺。公元1662年十一月,郑经率领大军从厦门出发,横渡台湾海峡,去讨伐郑袭。郑袭的军队根本不是郑经的对手,没打几仗就投降了。郑经顺利进入台湾,在热兰遮城(今安平)正式继承“延平郡王”之位,还追谥父亲郑成功为“武王”,算是正式接过了抗清守台的大旗。
刚上台的郑经,面临的局面堪称“地狱难度”。一方面,台湾刚从荷兰人手里收复不到一年,很多地方还是荒山野岭,老百姓大多靠打猎、捕鱼为生,粮食根本不够吃;另一方面,清军已经占领了福建、广东等地,对台湾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大陆的商船跟台湾贸易,台湾的物资供应成了大问题。
更头疼的是,军队里人心惶惶——很多士兵是跟着郑成功从大陆来的,想家想得厉害,还有人觉得跟着郑经没前途,偷偷逃跑。郑经知道,要是不解决这些问题,别说抗清了,台湾能不能守住都成问题。他咬着牙说:“我爹能收复台湾,我就能把台湾建好!”
首先,郑经解决了“吃饭问题”。他沿用了父亲郑成功的“屯垦政策”,把军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防守,另一部分跟老百姓一起开垦荒地。他还规定,士兵开垦的土地,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军队,一半归自己,老百姓开垦的土地,前三年不用交税。这政策一出来,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士兵们觉得“有奔头”,老百姓觉得“能活命”,很快,台湾的西部平原就种满了水稻、甘蔗,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不仅够军队和老百姓吃,还能存下不少。
然后,郑经解决了“钱的问题”。清军搞“海禁”,不让大陆商船来台湾,郑经就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他派船队去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地,跟当地的商人做生意,把台湾的蔗糖、樟脑、鹿皮运出去,换回丝绸、瓷器、药材等物资。为了方便贸易,他还在台湾铸造了“永历通宝”铜钱,统一了货币。很快,台湾就成了东南亚的贸易重镇,商船来来往往,热闹得不行。
除了经济,郑经还特别重视教育。他在台湾设立了“国子监”,让台湾的贵族子弟和优秀的平民子弟能读书;还在各个府县设立了“府学”“县学”,请大陆来的儒生来当老师。他说:“要想让台湾长久,就得让老百姓有文化,知道忠孝节义。”(《台湾府志》)在他的推动下,台湾的文化教育发展得很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读书写字,不再是以前荷兰人统治时的“蛮夷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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