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风定帝旗扬,承业登基守四方。
罢战息兵安社稷,整纲饬纪固朝章。
岁颁银币纾民困,政倚贤才避祸殃。
可惜晚年荒怠始,功过留与史评量。
在元朝的历任皇帝里,元成宗铁穆耳绝对是个“非主流”——他既没有爷爷忽必烈开疆拓土的霸气,也没有后来某些皇帝的奇葩操作,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维稳”。如果把元朝比作一家大公司,忽必烈是打下江山的“创始人”,那铁穆耳就是接手家业、专心“做运营”的CEO。今天咱就唠唠这位“守成天花板”,看看他是怎么把爷爷留下的“元朝集团”打理得井井有条,又为啥最后没能逃过“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铁穆耳能当上皇帝,说好听点是“天命所归”,说直白点就是“运气爆棚”。他爹是忽必烈的二儿子真金太子,本来是妥妥的皇位继承人,结果因为卷入“禅让风波”,急火攻心没几年就去世了。这下忽必烈犯了难,剩下的儿子里,要么能力不行,要么年纪太小,最后瞅来瞅去,发现真金太子的三儿子铁穆耳还算靠谱——性格稳重,还跟着军队打过仗,有点实战经验。
但靠谱归靠谱,想当皇帝可没那么容易。忽必烈去世前,虽然口头指定铁穆耳为继承人,却没留下过硬的“遗嘱”,这就给其他人留下了操作空间。当时最有竞争力的是铁穆耳的大哥甘麻剌,这位老兄常年在漠北带兵,手里有兵权,诸王贵族里支持他的人也不少。两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上演“兄弟互撕”的戏码,关键时刻,铁穆耳手里攥着一张“王炸”——忽必烈生前赐给他的“皇太子宝”印玺。
这印玺可比空口白话管用多了,就像现在公司里的“公章”,谁拿着谁就有话语权。加上铁穆耳的老妈阔阔真皇后从中斡旋,又拉来了丞相伯颜、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这些“老员工”站台,甘麻剌一看形势不对,只能认怂。1294年,铁穆耳在大都(今北京)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正式登基,史称元成宗。《元史》里写“诸王大臣合辞劝进,帝乃即皇帝位”,这话听着客气,其实就是“大家都看明白了,别瞎折腾了,就你了”。
刚上位的时候,铁穆耳心里也没底。毕竟爷爷忽必烈是“千古一帝”级别的人物,自己接手的是一个疆域辽阔但问题一堆的帝国——外面有西北诸王叛乱,内部有官员贪腐、财政紧张,简直就是“开局地狱难度”。换别人可能早就慌了,但铁穆耳有个优点:不瞎折腾,知道“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他沿用了忽必烈时期的老臣班子,比如伯颜、完泽这些“职场老油条”,让他们继续打理朝政,自己则专心抓“大方向”,这波“稳扎稳打”的操作,很快就稳住了局面。
铁穆耳这辈子最拎得清的一点是:知道自己不是“扩张型选手”,所以坚决不搞爷爷那套“四处开疆”的路子,转而走“守成路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收缩业务战线,优化内部管理”,这波操作直接让元朝的“口碑”好了不少。
首先是“停火止损”。忽必烈晚年的时候,一直在打安南(今越南)、日本,结果要么惨败,要么劳民伤财,国库都快被打空了。铁穆耳一上台就下了“止损令”:撤回攻打安南的军队,跟安南、日本恢复外交关系。这一下就把军费省了一大笔,老百姓也不用再被拉去当兵,民间都说“新皇帝懂事儿”。《元史》里说他“罢征安南兵,放其使还”,就这一句话,背后是多少家庭的团圆。
然后是“整顿职场”。元朝的官员贪腐问题,从忽必烈时期就有,到了后期更是泛滥成灾——地方官上任第一件事不是办事,而是琢磨怎么捞钱,老百姓苦不堪言。铁穆耳一看这不行,直接搞了个“全国官员绩效考核”,派御史台的人下去巡查,发现贪腐的就抓,不合格的就撤。当时有个叫脱脱的官员,在江浙地区贪污了几十万两银子,铁穆耳二话不说就把他抄家问斩,还把他的罪行昭告天下,吓得其他官员赶紧“收敛行为”。这波“杀鸡儆猴”的操作,比现在公司的“反腐风暴”还管用。
最关键的是“搞活经济”。元朝的财政到了忽必烈晚年已经快“破产”了,铁穆耳接手的时候,国库连给官员发工资都费劲。他跟丞相完泽商量,搞了两个“经济政策”:一是“节流”,减少宫廷开支,比如取消了一些不必要的宴会、赏赐,连皇帝的仪仗队都精简了;二是“开源”,鼓励农业生产,在江南地区修水利,还减免了灾区的赋税。就这么搞了几年,元朝的财政居然慢慢回血了,甚至还能拿出钱来给老百姓发“福利”——遇到灾年,就开仓放粮,给贫困家庭发银子。《元史》里记载他“岁赐诸王、公主、驸马金帛有差,赈济贫乏,宽免徭役”,这要是放在现在,绝对能上“民生好评榜”。
不过铁穆耳也不是没犯过糊涂。有一次,西域的一个小国来朝贡,送了一匹“日行千里”的宝马,铁穆耳高兴坏了,当场就赏了人家一堆金银珠宝,还决定派使者去回访。大臣何玮赶紧劝他:“陛下,咱们现在要省钱搞内政,回访又要花一大笔钱,没必要搞这些虚头巴脑的。”铁穆耳一听,觉得有道理,马上就取消了回访。这说明他虽然偶尔“上头”,但能听得进劝,比那些“刚愎自用”的皇帝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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