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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
对于泰西诸国而言，这是个蒸汽与钢铁轰鸣作响的年代，是纵横全球贸易殖民的黄金时代。
电报线如蛛网般缠绕地球，铁甲舰的阴影笼罩四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无情的碾碎旧日的尘埃。
而对于大清国，这却是一个漫长而迟缓的黄昏。
同治帝新丧，四岁的光绪帝登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朝堂之上依旧是无休无止的党同伐异与妥协退让。
洋务运动的星火，在庞大帝国腐朽的肌体上，更像是裱糊匠聊以自慰的几抹新漆，根本无法遮掩行将倾颓的本相。
南国门户，广州府。
珠江的浊浪翻滚着千年的泥沙，也裹挟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
这里是天朝上国与西洋世界碰撞得最激烈的前沿，
被称为“猪仔”的货物，正从这里的每一处阴暗角落，源源不断地被装上开往“金山”、“大吕宋”、“秘鲁”的洋船。
他们是失地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逃亡的匪寇、甚至是被拐骗的孩童。他们被当成牲口，押上了一段通往地狱的航程。
一股来自大洋彼岸的滔天血浪，正悄然逆流而上，即将在这片古老而麻木的土地上，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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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昌叔在金山呆了几年，冷不丁回来，竟然觉得广州府的湿热，比金山湾更让人发黏。
他坐在“宝源茶楼”二楼的角落，一袭半旧的靛蓝竹布衫，头戴一顶压得极低的斗笠，活像个刚从乡下进城卖货的船老大。
只有那双偶尔抬起的、浑浊却精光四射的眼睛，才会泄露出他与这身行头格格不入的悍厉之气。
他身前摆着一盅“寿眉”，两件“虾饺皇”。
茶是苦的，点心是凉的，他一口未动。
目光越过窗外熙攘的人流，落在对面那栋挂着“福生堂”金字招牌的三层骑楼上。
“福生堂”，广州府最大的“客头”之一。
明面上是代办出洋务工的行栈，背地里做的，却是将同胞打包贩卖的“猪仔”生意。
背后盘根错节的是府城的各级官员，士绅。
连实力日益壮大的大盐枭邹叔也不敢轻易触碰。
如今广州府的猪仔生意被他和假借太平洋渔业公司的人手或打或杀，大小堂口都吞占得差不多，唯独剩下这一家。
对于广州城的土着而言，他们嘴上的庚子年打番鬼（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结束后。清政府权威的削弱、英属香港与葡属澳门作为殖民地飞地的崛起，以及战争、饥荒和经济崩溃所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共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这个动荡的环境为秘密会党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理想的土壤。
更不要提，后来“红毛入城”、“庚申之变”彻底让老百姓寒了心，因为它标志着广州地方士绅和民众长期抵抗的最终失败。
对于清政府和官员，普通百姓的描述则充满了失望和不满，认为他们无能、怕事”。
特别是红毛炮轰炮轰广州城和总督衙门，炮轰白鹅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番鬼最终得以大摇大摆地进入广州城，并在沙面建立租界，这被本地老百姓视为奇耻大辱。
“官府没用，镇不住番鬼”
米价飞涨，人心惶惶，许多人逃到乡下避难。
广州城的“会匪”此起彼伏，野火烧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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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叔，”
一个穿着短衫，扮作伙计的精壮汉子凑上前来，压低声音，“都打探清楚了。福生堂今夜要走一批新货，一百二十人，从黄沙码头上船，去的是澳门。带头的是齐二，堂里的红棍，手底下有三十多个打仔，个个都带着家伙。”
阿昌叔有些恍惚，没有说话。
他突然想起了老大哥梁伯。
那个与他一同从太平军的死人堆里爬出来，又一同在金山血火中熬过来的老伙伴，如今已是满头白发，整日咳嗽不止，连马都快骑不动了。
临行前，梁伯拉着他的手，只说了一句：“阿昌，趁着还能动，再把那些卖兄弟的杂种，全都剁碎了喂王八。”
他又想起了陈九。
那个被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后生，如今已是数万华人敬畏的“九爷”。
分别时，陈九也是这般沉默，只是临上船时候才说了一句：“昌叔，珠江口的水，该用血洗一洗了。”
八百“九军”精锐，如今已化整为零，如水银泻地般渗入了广州、香港、澳门三地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是陈九手中最锋利的刀，而阿昌，便是握着这柄刀的手。
“红棍，齐二……”阿昌叔咀嚼着这个名字，
“贩夫走卒，土鸡瓦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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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黄沙码头。
珠江水在码头木桩间发出沉闷的呜咽。
几盏马灯在雾气中摇曳，照亮了一片惨象。
一百多个被绳索串在一起的男人，像一群待宰的牲口，被粗暴地驱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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