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唐波澜壮阔的政治画卷中,长孙无忌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名字。他既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布衣之交、妻舅,又是玄武门之变的核心策划者、贞观之治的重要擘画者,更以唐高宗李治 “元舅” 之尊担任辅政大臣,一手奠定初唐的制度根基与政治格局。这位出身关陇贵族的政治家,以谋略、忠诚与远见,在唐初的权力漩涡中站稳脚跟,却最终因皇权斗争的残酷,落得流放自缢的悲剧结局。他的一生,是初唐政治变迁的缩影 —— 既见证了王朝的崛起与鼎盛,也亲历了权力博弈的冰冷与无常。
长孙无忌出身于北魏以来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其祖先是鲜卑拓跋氏后裔,父亲长孙晟是隋朝上柱国、右骁卫将军,以谋略着称,曾多次出使突厥,瓦解突厥部落联盟。不过,长孙无忌年少时命运多舛,父亲在他十岁时病逝,他与妹妹长孙氏(后来的长孙皇后)便由舅父高士廉抚养。高士廉时任隋廷治礼郎,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对长孙无忌兄妹悉心教导,不仅传授经史子集,更注重培养他们的政治远见与处世智慧。在舅父的宅邸中,长孙无忌常与来访的名士探讨时政,少年时便展现出过人的思辨能力 —— 一次,有人感叹 “隋室虽强,却徭役繁重,恐难长久”,年仅十五岁的长孙无忌便接话:“治国在德不在力,若君不恤民,虽有百万之师,亦会土崩瓦解。” 这番话让高士廉暗自惊叹,认定他 “日后必成国之栋梁”。
正是在高士廉的宅邸,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彼时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任太原留守,李世民随父在河东居住,常因拜访高士廉与长孙无忌相遇。两人年龄相仿,皆胸怀大志,一见面便有说不完的话 —— 从兵法谋略到天下大势,从经史典故到民间疾苦,往往一聊便是通宵。长孙无忌欣赏李世民的英武与仁厚,李世民敬佩长孙无忌的沉稳与智计,很快便成了 “寝则同榻,行则同车” 的挚友。高士廉见两人意气相投,又深知李世民的才略,便主动提出将外甥女长孙氏许配给李世民,这桩婚事不仅让两人的私交添了亲缘羁绊,更让关陇贵族集团与李氏家族的利益紧密相连,为后来的政治合作埋下伏笔。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长孙无忌立即前往投奔,成为李世民麾下最早的谋士之一。此后,他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参与攻克长安、击败薛举、平定王世充与窦建德等关键战役,虽未亲自领兵上阵,却始终在幕后为李世民出谋划策。比如在征讨王世充时,唐军久攻洛阳不下,将士疲惫,李渊欲下令撤军,长孙无忌却劝李世民:“王世充已成困兽,若此时撤兵,他必联合窦建德反扑;不如坚守待变,再派轻骑截断窦建德援军之路,可一战而定。” 李世民采纳其计,最终在虎牢关大破窦建德,逼降王世充,一举平定中原。经此一役,李世民对长孙无忌愈发信任,凡军国大事,必先与其商议。
真正让长孙无忌登上初唐政治核心的,是玄武门之变。唐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因忌惮李世民的功绩与威望,多次设计陷害 —— 先是剥夺李世民的兵权,将其麾下猛将调往外地;后又在酒中下毒,险些害死李世民。李世民虽有反击之心,却因 “兄弟之情” 犹豫不决。此时,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一同进言,力劝李世民下定决心:“殿下若再迟疑,不仅自身难保,麾下将士亦会遭难,大唐基业恐生变数!” 为了坚定李世民的决心,长孙无忌还暗中联络秦叔宝、尉迟恭等武将,制定了详细的政变计划:由他与房玄龄负责调集兵力,杜如晦制定行动路线,尉迟恭、程咬金等埋伏在玄武门内,伺机诛杀李建成与李元吉。
政变当天(六月初四),长孙无忌亲自随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全程参与指挥。当李建成、李元吉察觉异常,欲策马逃离时,长孙无忌立即下令伏兵出击,尉迟恭一箭射死李元吉,李世民则在混乱中杀死李建成。随后,长孙无忌又迅速控制东宫与齐王府的兵力,防止局势失控,并亲自前往李渊所在的海池划船处,奏报事变经过,劝说李渊 “立李世民为太子,以安天下”。玄武门之变的成功,离不开长孙无忌的谋略与决断 —— 他既是策划者,又是执行者,更在事后稳定局势、推动权力交接,堪称 “定策第一功”。李世民登基后,论功行赏,将长孙无忌封为吏部尚书、齐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还特赐其 “可出入卧内,参与机密” 的特权,足见信任之深。
贞观年间,长孙无忌以宰相之职,成为李世民治理天下的重要助手。他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制度建设上 —— 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李世民命长孙无忌主持修订《唐律》。彼时的《唐律》承袭隋《开皇律》,仍有诸多繁琐严苛之处,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戴胄等大臣一道,删繁就简、去重从轻,将原有律法中的死刑条款由二百余条减至五十三条,还新增了 “议亲”“议故” 等 “八议” 制度,强调 “法不外乎人情”。更重要的是,长孙无忌主持编撰《唐律疏议》,对《唐律》的每条条文进行详细解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避免官员曲解律法、滥用职权。这部《唐律疏议》不仅成为唐代的根本法典,更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甚至远传至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成为东亚封建法律体系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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