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冲君 第333章 罡变激言廷争烈 理守华夷朱子谏

蔡州城破，金室覆亡的捷报，宛如一道划破黑暗夜空的闪电，瞬间照亮了汴京皇城的每一个角落。这一消息如同一颗投入滚油的火星，迅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凯旋的欢呼声和喧嚣声尚未平息，一场关乎大宋未来命运的庭议，就在垂拱殿内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这座庄严的殿宇，此刻显得格外肃穆，丹墀之下，文武百官们整齐地肃立着，他们的表情各异，有的兴奋，有的忧虑，有的则显得若有所思。

然而，空气中弥漫的情绪却并非仅仅是胜利的狂喜。在这表面的喧嚣之下，一股被刻意引导、日益炽烈的民族情绪正悄然涌动。这股情绪如同一股暗流，在人们的心中激荡，使得原本就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宋徽宗赵佶端坐龙椅之上，往日那份属于艺术家的温文与超脱，此刻竟被一种锐利乃至略显偏执的锋芒所取代。他目光扫过群臣，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

“金虏已灭，旧耻得雪！然今日之议，非为庆功，乃为定我大宋万世之基业！”他停顿片刻，一字一句，如同金石交击，“尔等须谨记：我大宋之江山社稷，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问之！”

此言一出，如惊雷炸响殿宇。这已不仅是强调华夷之辨，更是将王朝的内部更迭（禅、继、革）与外部威胁（异类问鼎）截然对立，将“非我族类”彻底排除在了华夏政治传承的序列之外。

群臣屏息，感受到天子话语中那股前所未有的、近乎霸道的意志。

而这意志的源头，或许连赵佶自己也未必全然明晰。唯有在他神念偶尔触及那无形无相的“无无能量网”时，才能感受到其中深红真罡的澎湃激荡，一股属于铁木真的、充满了征服与排他性的“英雄气”，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心绪，将他内心深处对异族的警惕与不信任，放大到了极致。

他似乎被这股情绪推动着，言辞愈发激烈，竟引经据典，抛出石破天惊之论：

“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 他的声音在殿中回荡，带着一种冷酷的逻辑，“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

（对于那些夷狄，歼灭他们不算不仁德，夺取他们的东西不算不正义，诱骗他们不算不守信。为什么呢？因为信义，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准则，不是用来施加给非人之存在的！）

这番将夷狄直接划出“人”的范畴、剥夺其道德权利基础的言论，可谓极端至极。然而，殿内多数文武，或因胜利冲昏头脑，或因迎合上意，或因本就怀有强烈的民族情绪，竟纷纷高声附和：

“陛下圣明！”

“夷狄豺狼之性，岂可以人理度之！”

“正当如此，方可保我华夏永昌！”

一时之间，殿内充斥着对强硬路线的赞颂之声，仿佛唯有如此，方能彰显新灭强金后的大宋气魄。

在这片喧嚣之中，端坐于文臣班列稍后位置的朱熹，眉头却越蹙越紧。他那清癯的面容上，满是凝重与忧虑。他感受到天子言论中那股违背儒家“仁恕”之本、近乎法家苛厉的危险气息。

终于，龙椅上的赵佶目光一转，落在了这位以理学名动天下的醇儒身上。“朱卿，”他语气稍缓，却仍带着考校之意，“于朕方才所论，卿以为如何？”

刹那间，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朱熹身上。附和之声渐息，殿内一片寂静，等待着他的回答。

朱熹整了整衣冠，稳步出班，并未直接反驳徽宗的激烈言辞，而是秉持着他一贯的醇和与中正，从容奏对，声音清朗而坚定：

“陛下，臣尝闻：王者之于戎狄，暴则惩之，顺则远之，各安其所，我不尔侵，而后尔不我虐。”

（君王对待戎狄，他们暴虐就惩罚他们，顺服就让他们安居远方，各自安于其所在，我不侵犯你，然后你才不会虐待我。）

他引述古义，先定下一个“各安其所”的和平基调，随即展开其宏大的地理与文化视野：

“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辽海而东，天有殊气，地有殊理，人有殊质，物有殊产。”

（大漠以北，黄河、洮水以西，日南郡以南，辽东以东，天空有不同的气候，大地有不同的法则，人有不同的禀赋，物产有不同的种类。）

他描绘了一幅多元并存的世界图景，强调差异的天然合理性，继而提出其理想中的秩序：

“各生其所生，养其所养，君长其君长，部落其部落。彼无我侵，我无彼虞，各安其纪而不相渎耳。”

（各自生长于其所生之地，养育于其所养之物，有自己的君主和首领，有自己的部落和组织。彼此不互相侵犯，互不疑虑，各自安守自身的秩序而不互相亵渎干扰。）

这番言论，与徽宗那充满攻击性、欲将“异类”排除在道德共同体之外的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朱熹并非主张无原则的退让，而是强调基于差异的尊重与和平共处，以“不相侵渎”为界限，构建一种稳定的天下秩序。这既是其“存天理、灭人欲”哲学在政治层面的延伸，也是对当下朝廷盲目自大、可能引火烧身倾向的委婉谏言。

朱熹话音落下，垂拱殿内一片寂静。方才激昂附和的众臣，有的陷入思索，有的则不以为然。徽宗赵佶脸上的锐气未减，但眼神中却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光芒。他体内那股受铁木真意志影响的深红真罡仍在鼓荡，渴望着征伐与掌控，但朱熹那基于天理人心的醇和之声，如同一道清泉，试图浇熄这躁动的火焰。

朝堂之上的理念交锋，并未因灭金之胜而平息，反而因触及立国之本与未来战略，变得更加尖锐与深刻。大宋这艘巨轮，在驶向未知的航道上，面临着是乘风破浪、锐意进取，还是持重守中、厚植根基的艰难抉择。而徽宗心中那团被“英雄气”点燃的野火，与朱熹所守护的“天理”秩序，之间的张力，已在这廷议之上，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