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天启五十四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寒冷一些。北风呼啸着掠过北京城的灰瓦屋顶,卷起枯黄的落叶,也仿佛要将那些在阳光下不便言说的思绪与谋划,吹进更深的角落。在皇帝江辰凭借强力的中央银行初步稳住金融乱局,将主要精力投向应对可能的外部威胁与内部工业化挑战之时,一股潜流,正在他缔造的盛世帷幕之下,悄然汇聚、涌动。这并非刀兵相见的叛乱,而是思想的裂变与组织的萌芽——一些反对皇权**、追求民主改革的秘密团体,如同暗夜中的星火,开始零星闪现。
一、 翰林院藏书阁的窃窃私语
夜已深,翰林院高大的藏书阁内,只余几盏昏黄的油灯在风中摇曳,将书架的巨大阴影投在地上,营造出一种与世隔绝的静谧。然而,在这片知识的海洋深处,一间平时堆放杂物的耳房内,却隐约传来压低的交谈声。
聚集于此的,是几位年轻的翰林院编修、庶吉士,以及一位从帝国大学堂请假归来的年轻讲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出身清流,饱读诗书,却又深受西学影响,内心充满了对帝国现状的忧虑与变革的渴望。为首的,是翰林院新晋编修,出身江南书香门第的顾允升。
“诸位请看,”顾允升将一份手抄的、字迹工整的文章在桌上轻轻铺开,标题赫然是《论代议制于强国之要义》,“此文乃我近日研读泰西史政之心得。其国之所以强,非独船坚炮利,更在于其有议院汇聚民意,有宪法限定君权,使上下相通,举国一心。”
烛光下,几张年轻的面孔显得既兴奋又紧张。大学堂讲师陈望道扶了扶眼镜,低声道:“允升兄高见。然我朝自陛下掌权以来,革新政令,富国强兵,亦是前所未有之盛世。此时言限制君权,是否……”
“望道兄此言差矣!”另一位性子更急的庶吉士打断道,“陛下雄才大略,确非常人可比。然陛下之后呢?谁能保证后世之君皆如陛下一般英明?若无制度约束,若再出昏君暴君,我等心血、帝国前程,岂不毁于一旦?唯有立宪、开议会,将国家运行纳入法制轨道,方可保江山永固,民富国强!”
他们的争论,已远远超出了传统士大夫“忠君爱国”的范畴,触及了政体的根本。最终,顾允升做了总结,声音虽轻,却异常坚定:“我等并非要立刻如何,而是应效法先贤,结社研讨,传播理念,以待时机。可效仿前明‘东林故事’,但求明是非,正人心,为将来奠定思潮基础。我等便称‘明理学会’如何?平日各自岗位,每月朔望之夜,于此切磋学问,探讨救国之道。”
几双手无声地叠在一起,一个以探讨学术为掩护、实则旨在推动政治变革的秘密小团体,就这样在帝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腹地悄然诞生。他们的活动极为隐蔽,交流多用暗语,文稿阅后即焚,如同在冰层下流动的暗河。
二、 上海租界报馆楼上的“沙龙”
与北京那种带着传统士大夫色彩的含蓄结社不同,在帝国最为开放、也最为复杂的上海租界,秘密团体的活动则更具现代气息。
《沪上新闻报》的主笔办公室,在报纸付印后的夜晚,常常会变成一个小型的“沙龙”。主持人正是报馆主人兼主笔,曾留学英伦的冯敬尧。参与者包括律师、商人、工程师、作家等新兴社会阶层人士。
这里的谈话更加直接和大胆。留洋归来的工程师可能会抨击帝国工业管理中的官僚作风,强调专业自治的重要性;熟悉西方法律的律师则会阐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司法独立”的原则;而冯敬尧本人,则善于将话题引向对君主**弊病的剖析,并介绍英国“虚君共和”(君主立宪)的实际运作。
“诸位,民主并非不要秩序,而是要建立基于公意和法律的更合理秩序。”冯敬尧晃动着杯中的红酒,“陛下之功,我等钦佩。然将国运系于一人之身,终非长久之计。我等当努力者,乃是启迪民智,培育公民意识,待民智大开之日,便是水到渠成之时。”
他们将这个松散的联系称为“尚智群”,并无严格章程,却通过定期聚会和人际网络,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圈子。他们利用报馆的便利,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巧妙地夹带私货,宣传地方自治、司法独立等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
三、 新军军营中的悄然骚动
更令朝廷潜在不安的是,这种思潮甚至开始向帝国倚仗的武力基石——新军内部渗透。
在保定陆军学堂,几位深受器重的年轻军官学员,在严格的军事纪律之下,私下里也在交流着一些“出格”的想法。他们钦佩皇帝江辰的军事改革和强国成就,但长期接受的近代军事教育,特别是对西方军事制度的研究,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军队的强大,与其国家制度、官兵素质息息相关。
一次野外演习后的夜晚,围绕篝火,学员李振彪感慨道:“德**队之强,在于其总参谋部制度,专业、高效,不受非军事因素过度干扰。反观我朝,虽行新制,然军中人事、后勤,仍难免旧习掣肘。若将来能更进一步,使军队真正成为国家之军队,而非一人之军队,或许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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