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方舟高卢舰长 第2章 胜利者的枷锁——乌萨斯冻土下的火焰

冯·特里尔选择乌萨斯帝国作为他流亡之旅的第一站，带着一种复杂而沉重的心情。这个北方巨兽是莱塔尼亚在上一场战争中的征服者。威尼托的陷落、屈辱的和约、埃尔文的失踪……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乌萨斯铁蹄的影子。在莱塔尼亚的宣传和普遍认知中，乌萨斯是野蛮、残暴但强大的胜利者。冯·特里尔想亲眼看看，这场“胜利”究竟给这个帝国带来了什么？胜利者的光环下，又隐藏着怎样的真实？

他搭乘的是一艘破旧的大型货运陆行舰，主要运载着从乌萨斯广袤森林中砍伐的巨木，仿佛胜利者正在将战利品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舰体轰鸣，驶向乌萨斯北方重要的移动城邦枢纽——摩尔曼斯克。即使是在夏季，这里的风也带着刺骨的寒意，似乎暗示着这个国家内在的冰冷基调。

摩尔曼斯克枢纽站充斥着一种喧嚣，但这种喧嚣与威尼托战败后的死寂不同，它是一种粗野的、混杂着得意与空虚的躁动。高音喇叭里循环播放着颂扬帝国武功和皇帝英明的宣传口号，墙壁上涂刷着巨幅标语：“胜利属于乌萨斯！”“莱塔尼亚的屈辱，我们的荣耀！”随处可见穿着旧军装、胸前挂满（真假难辨）勋章的退伍士兵，在街头昂首阔步，或在酒馆里高声吹嘘着自己在南方的“英勇事迹”。空气中弥漫着伏特加、烤肉的油腻气味和蒸汽核心的浓重烟尘。

然而，冯·特里尔敏锐的双眼很快捕捉到了荣耀表象下的裂痕。许多退伍士兵的军服下是褴褛的衣衫，他们的勋章掩盖不了脸上的疲惫与迷茫。一些失去手臂或眼睛的伤残军人蜷缩在街角，向路人乞讨，他们的存在与周围喧嚣的胜利宣传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商店里陈列着来自莱塔尼亚的“战利品”——精美的工艺品、葡萄酒，但价格高昂，显然不是普通民众能够消费的。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些崭新的、带有高卢风格标识的机械设备和技术人员出现在关键设施周围。胜利的乌萨斯，似乎并未能完全独立地消化它的战果。

为了探寻真相，冯·特里尔离开了摩尔曼斯克的喧嚣，搭乘小型运输车深入内陆，前往帝国力量的源泉——着名的“泪谷”源石矿场。眼前的景象，远比摩尔曼斯克的虚假繁荣更让他震撼。一望无际的冻土荒原，天空铅灰。巨大的矿坑如同大地的伤疤。成千上万的农奴和感染者矿工，在监工的皮鞭下，像蝼蚁般在矿坑中蠕动。他们的悲惨境遇，与冯·特里尔在莱塔尼亚见到的底层民众并无二致，甚至更为残酷。

他伪装成地理学者，贿赂了一个监工，得以近距离观察。他看到一个年老的农奴被鞭打，只因为慢了一步；看到一个年轻的感染者矿工咳着血，源石结晶已蔓延到脖颈。在矿工们短暂的休息时，他挤进漏风的窝棚，听他们用麻木的语气交谈。

“为什么不想办法离开？”冯·特里尔问一个看起来有些见识的老矿工。

老矿工咧开嘴，露出残存的牙齿，笑容苦涩：“离开？学者老爷，胜利是老爷们的胜利，我们还是农奴。仗打完了，税更重了，定额更高了。说是打赢了莱塔尼亚，拿到了赔款，可我们连黑面包都快吃不上了。”

“可是……帝国不是胜利了吗？应该更富裕……”冯·特里尔引导着。

“富裕？”老矿工嗤笑一声，压低声音，“胜利的代价是要付的！新装备、抚恤金、还有给高卢‘朋友’的谢礼……哪一样不是钱？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我们这些挖矿的骨头里榨油！我听说，圣骏堡的老爷们用我们从莱塔尼亚抢来的艺术品，装饰他们的宫殿，但我们的配给却一天比一天少。这胜利……哼，除了让我们更累，还有什么？”

这一刻，冯·特里尔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 他明白了。乌萨斯确实在军事上战胜了莱塔尼亚，但它并未赢得真正的独立和尊严。为了这场胜利，它可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更深地陷入了高卢的战略布局之中。乌萨斯的贵族们沉迷于掠夺来的战利品和虚幻的荣耀，而维持庞大军队、支付战争债务、以及可能向高卢购买先进技术以维持优势的成本，全部转嫁到了底层民众身上。胜利，非但没有解放生产力、改善民生，反而加固了农奴制的枷锁，让剥削变本加厉。 这是一种“胜利的贫困”，一种更为可悲的屈辱——战胜国的人民，反而因为胜利而承受了更深的苦难。高卢则坐收渔利，既削弱了莱塔尼亚，又通过向乌萨斯输出技术和资本，加强了对这个“胜利者”的控制。

在离开乌萨斯的前夜，摩尔曼斯克酒馆里，喝醉的乌萨斯军官仍在吹嘘：

“我们乌萨斯的铁拳，砸碎了莱塔尼亚的象牙塔！”

“下一步，我们要让高卢人也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

冯·特里尔默默饮酒，心中充满冰冷的洞察。他看到的是，乌萨斯的军事胜利反而使其更加依赖高卢的技术，其内部的封建压迫因战争需求而空前强化。这种军国主义的膨胀，只会将整个国家拖向更危险的深渊。乌萨斯的敌人，不仅是外部的高卢，更是内部这种依靠压迫本国人民来维持虚假繁荣和军事荣耀的封建军事贵族集团。所谓的胜利，不过是给这个腐朽的体系打了一剂强心针，延缓了其内部矛盾的总爆发，但同时也让这矛盾积累得更加深厚、更加危险。

在前往哥伦比亚的货运陆行舰上，冯·特里尔在摇晃的舱室里写下了笔记：《“胜利”的代价：论军事征服对封建帝国内部矛盾的加剧与外部依附性的形成》。他清晰地看到，在乌萨斯，国家的胜利与人民的苦难形成了荒谬的反差。阶级的压迫，并未因对外战争的胜利而缓解，反而因维持胜利成果的需要而加剧。这为他后来的思想奠定了关键基石：人民的解放，不能寄托于任何形式的对外扩张或民族主义胜利，必须直指内部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所谓的“国家荣耀”，往往是统治阶级用来掩盖剥削实质的工具。真正的尊严，来自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而非军事上的胜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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