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白话版 梁纪四 （公元515年－518年）

梁武帝天监十四年（乙未年，公元515年）

春季正月初一（乙巳朔），梁武帝在太极殿为太子举行加冠礼，宣布大赦天下。

正月初七（辛亥），梁武帝到南郊祭祀天地。

正月初十（甲寅），北魏宣武帝元恪患病；正月十三（丁巳），在式乾殿去世。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郡人侯刚，从东宫迎接太子元诩，来到显阳殿。王显想等天亮后再举行即位仪式，崔光说：“皇位不能片刻空缺，何必等到天亮！”王显说：“必须先奏报皇后（高后）。”崔光反驳：“皇帝去世，太子继位，这是国家常规制度，哪需要皇后的命令！”于是崔光等人请太子停止哭泣，站在殿堂东侧；于忠和黄门郎元昭搀扶太子面向西哭了十多声，随后停止。崔光代理太尉职务，捧着继位策书、献上玉玺绶带，太子跪下接受，穿上帝王的衮冕礼服，前往太极殿，正式即位（即北魏肃宗）。崔光等人和夜间值守的官员站在庭院中，向北叩首，高呼万岁。元昭是元遵的曾孙。

北魏高皇后想杀掉胡贵嫔，中给事谯郡人刘腾把这事告诉侯刚，侯刚又转告于忠。于忠向崔光请教对策，崔光让把胡贵嫔安置在别的地方，严加守卫，胡贵嫔因此对这四人（崔光、于忠、刘腾、侯刚）感恩戴德。正月十四（戊午），北魏宣布大赦。正月十五（己未），北魏召回所有西征、东防的军队。骠骑大将军广平王元怀抱病入宫吊丧，直接走到太极殿西侧的廊屋，悲痛大哭，呼喊侍中、黄门、领军将军和左右卫将军，说：“我要上殿哭悼先帝，还要入宫拜见新皇帝。”众人都惊愕地对视，没人敢回应。崔光披着丧服、拄着拐杖，引用东汉光武帝去世后，赵熹搀扶诸王下殿的旧例，声音和神色都很严厉，听到的人无不称赞。元怀的哭声和眼泪都停了下来，说：“侍中用古代的道义约束我，我怎敢不服？”于是返回，之后还多次派侍从向崔光道歉。

此前，高肇（高皇后的哥哥）独揽大权，尤其忌恨宗室中有名望的人。太子太保任城王元澄多次被高肇诬陷，担心自身难保，就整天饮酒酣醉，行为如同疯癫，朝廷的重要事务都不再参与。等到宣武帝去世，高肇正领兵在外，朝廷内外人心不安。于忠和门下省官员商议，认为肃宗年幼，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应让太保高阳王元雍住进西柏堂，处理日常政务；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尚书令，总管文武百官，随后上奏皇后，请求立即下敕令任命。王显一向受宣武帝宠信，依仗权势作威作福，被世人痛恨，他担心自己不被元澄等人容纳，就和中常侍孙伏连等人密谋，扣下门下省的奏疏，假传皇后诏令，任命高肇为录尚书事，让王显和勃海公高猛一同担任侍中。于忠等人得知后，借口王显侍奉皇帝治病无效，在宫中逮捕了他，下诏书削去他的爵位和官职。王显被抓时高呼冤枉，直阁（宫廷侍卫官）用刀环撞击他的腋下，把他押送到右卫府，当天晚上就死了。正月十七（庚申），北魏下诏，按照门下省之前的奏请执行，百官都要听从元雍、元澄二王的指挥，朝廷内外都心悦诚服。

二月初八（庚辰），北魏尊奉高皇后为皇太后。

北魏肃宗以自己的名义写信，向高肇告知宣武帝去世的消息，并召他回京。高肇接到消息后，又担忧又恐惧，日夜哭泣，以至于身体瘦弱憔悴。他回到瀍涧（地名，在今河南洛阳附近）时，家人来迎接，他却不肯见面。二月初九（辛巳），高肇抵达皇宫门外，穿着丧服大声哭悼，进入太极殿表达哀思。高阳王元雍和于忠暗中谋划，在舍人省的屋檐下埋伏了直寝（宫廷侍卫官）邢豹等十多人。高肇哭完后，被引入西侧廊屋，清河王等宗室诸王都暗中用眼神示意，互相递话。高肇进入舍人省后，邢豹等人将他勒死。朝廷下诏书揭露高肇的罪行，却谎称他是自杀，对他的亲信党羽一概不追究，只削去他们的官职爵位，用士人的礼节安葬高肇；到了黄昏，把他的尸体从厕所门抬出，送回他家。

北魏之前攻打蜀地（当时属梁朝）时，军队抵达晋寿（今四川广元），蜀地百姓震惊恐慌。北魏将领傅竖眼率领三万步兵进攻巴北（今四川东北部），梁武帝派宁州刺史任太洪从阴平（今甘肃文县）抄小路进入北魏境内，招诱氐族、蜀地百姓，截断北魏的运粮道路。恰逢北魏大军北撤，任太洪趁机攻占北魏的东洛、除口两个戍所，声称梁朝大军随后就到，氐族、蜀地百姓纷纷归附他。任太洪进军围攻关城（今陕西宁强附近），傅竖眼派统军姜喜等人进攻任太洪，大败梁军，任太洪放弃关城逃回梁朝。

二月十一（癸未），北魏任命高阳王元雍为太傅、兼太尉，清河王元怿为司徒，广平王元怀为司空。

二月二十二（甲午），北魏将宣武帝安葬在景陵，庙号为世宗。二月二十七（己亥），尊奉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初一（甲辰朔），北魏让高太后出家为尼，迁居到金墉城的瑶光寺，除非是重大节日庆典，否则不许入宫。

北魏左仆射郭祚上奏说：“萧衍（梁武帝）狂妄悖逆，谋划截断河流（指梁朝修建浮山堰），劳役繁重、百姓困苦，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应任命将领出兵，长驱直入讨伐梁朝。”北魏下诏，命平南将军杨大眼统领各军镇守荆山（今安徽怀远附近）。

北魏的于忠既掌管门下省，又总领宫中宿卫，于是独揽朝政，权势一时无人能及。当初，北魏太和年间，军事和国家事务繁多，孝文帝（高祖）因财政支出不足，把百官的俸禄减去四分之一，于忠下令恢复百官被减去的俸禄。旧制度规定，百姓缴纳赋税绢帛时，每一匹要额外缴纳八两绵；缴纳布匹时，每一匹要额外缴纳十五斤麻，于忠把这些额外赋税都废除了。三月十四（乙丑），北魏下诏，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官阶。夏季四月，梁朝修建的浮山堰（拦淮河的堤坝）建成后又溃决了。有人说蛟龙能乘着风雨破坏堤坝，而蛟龙天性厌恶铁器；于是梁朝运来东、西冶铁场的数千万斤铁器，沉入淮河，但堤坝还是无法合龙。朝廷又砍伐树木，做成井干式的支架，填上巨石，再在上面加土；淮河沿岸百里之内的树木、石头，无论大小都被砍伐搬运一空，搬运物资的人肩膀都被磨破了。夏季爆发瘟疫，饿死、累死、病死的人遍地都是，尸体互相枕靠，苍蝇、蚊虫日夜聚集，嗡嗡声不断。

北魏梁州刺史薛怀吉在沮水（今陕西略阳附近）击败反叛的氐族部落。薛怀吉是薛真度的儿子。五月十二（甲寅），北魏南秦州刺史崔暹又击败反叛的氐族，解除了武兴（今陕西略阳）的围困。

六月，北魏冀州僧人法庆用妖术迷惑民众，和勃海人李归伯等人发动叛乱，推举法庆为首领。法庆把尼姑惠晖立为妻子，任命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己号称“大乘”。他还配制迷乱人心的药物，让信徒服用，服药后父子兄弟不再相识，只知道杀人。北魏冀州刺史萧宝寅派兼长史崔伯驎进攻叛军，崔伯驎战败被杀。叛军势力更加壮大，所到之处毁坏寺庙，斩杀僧尼，焚烧佛经和佛像，声称“新佛出世，要铲除所有妖魔”。秋季七月初一（丁未），北魏下诏，任命右光禄大夫元遥为代理征北大将军，率军讨伐法庆。

北魏尚书裴植，自认为家族门第不比王肃低（王肃是北魏重臣，出身南朝士族），却觉得朝廷对自己的职位安排不够高，心里常常不满，上奏请求辞官，到嵩山隐居，宣武帝没有批准，还对他很不满。等到裴植担任尚书后，更加骄傲自满，常常对人说：“不是我需要尚书这个职位，而是尚书职位需要我。”每次入朝参与议事，都喜欢当面讥讽诋毁其他官员；他还弹劾征南将军田益宗，说：“汉人、少数民族不同种族，田益宗不该位居世家大族之上。”于忠、元昭听到这些话，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北魏尚书左仆射郭祚，一味追求晋升，自认为是太子的师傅，就上奏辞去尚书职务，希望能被封为侯爵、授予仪同三司（高级荣誉官衔），北魏下诏任命郭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郭祚和裴植都厌恶于忠专横，暗中劝高阳王元雍把于忠排挤出朝廷；于忠得知后，勃然大怒，命令有关部门诬陷他们有罪。尚书省上奏说：“羊祉告发裴植的表侄皇甫仲达称：‘我受裴植指使，谎称接到皇帝诏令，率领部下想谋害于忠。’我们彻底追查，皇甫仲达不肯认罪；但有很多证据证明此事，按法律应判死刑。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裴植参与，但众人都供称‘皇甫仲达是受裴植指使，裴植曾召见皇甫仲达责问，却不向朝廷告发’。推断情理，无法明确排除裴植的嫌疑，不能按普通案件减轻处罚，应按皇甫仲达的罪名，判处裴植死刑。不过裴植曾亲自率领城邑百姓归附北魏，按法律应上报朝廷，请求陛下裁决。”于忠假传皇帝诏令说：“裴植的谋反阴谋已经查实，罪不可恕；即使他有归附朝廷的功劳，也不能上报求情，也不用等到秋分（古代死刑多在秋分后执行）再行刑。”八月初五（己亥），裴植、郭祚以及都水使者杜陵人韦俊都被赐死。韦俊是郭祚的亲家。于忠还想杀高阳王元雍，崔光坚决反对，于忠才免去元雍的官职，让他以亲王身份回到府第。朝廷内外都为裴植等人感到冤屈，对於忠恨得咬牙切齿。

九月十四（丙子），北魏尊奉胡太妃为皇太后，让她居住在崇训宫。于忠兼任崇训卫尉，刘腾担任崇训太仆，加授侍中官职，侯刚担任侍中、抚军将军。又任命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为光禄大夫。

九月十八（庚辰），梁朝定州刺史田超秀率领三千部众投降北魏。

九月二十六（戊子），北魏宣布大赦天下。

九月二十七（己丑），北魏晋升清河王元怿为太傅，兼任太尉；广平王元怀为太保，兼任司徒；任城王元澄为司空。九月二十八（庚寅），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两人都加授仪同三司。北魏江阳王元继，是元熙的曾孙，此前担任青州刺史，因把良民掠为奴婢而被削去爵位。元继的儿子元叉娶了胡太后的妹妹，十月初一（壬辰），北魏下诏恢复元继的原有爵位，任命元叉为通直散骑侍郎，元叉的妻子为新平郡君，还授予她女侍中的官职。

大臣们上奏请求胡太后临朝听政，九月初五（乙未），胡太后（灵太后）开始临朝处理政务，仍用“令”发布政令，大臣们上书时称她为“殿下”。胡太后聪慧机敏，很喜欢读书写文章，射箭能射中针孔，政务都亲自动笔裁决。她还加授胡国珍为侍中，封其为安定公。

自从郭祚等人死后，北魏的政令、生杀大权都出于于忠之手，王公大臣都畏惧他，吓得并拢双脚、屏住呼吸。胡太后亲政后，解除了于忠侍中、领军将军、崇训卫尉的职务，只保留他仪同三司、尚书令的职位。十多天后，胡太后在崇训宫召见门下省的侍从官员，问道：“于忠担任尚书令，声望如何？”众人都回答：“他不称职。”于是胡太后调于忠出任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让司空元澄兼任尚书令。元澄上奏说：“安定公胡国珍应当能出入宫中，参与商议国家大事。”胡太后下诏同意。

十月二十五（甲寅），北魏元遥击败大乘叛军，擒获法庆以及一百多名头目，将他们的首级传送到洛阳。

梁朝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击北魏西硖石（今安徽凤台附近），占据此地逼近寿阳（今安徽寿县）；又修筑外城，迁徙淮河沿岸的百姓来充实城内人口。梁朝将军田道龙等人分散进攻北魏各个戍所，北魏扬州刺史李崇分别派遣将领抵抗。十一月初四（癸亥），北魏派遣代理镇南将军崔亮进攻西硖石，又派遣镇东将军萧宝寅去破坏淮河上的浮山堰。

冬季十月十八（乙酉），北魏任命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仍保留侍中职位。

十月二十七（甲午），梁朝弘化太守杜桂率领全郡投降北魏。

当初，北魏于忠掌权时，自称宣武帝曾答应让他优先晋升；太傅元雍等人都不敢违抗，加授于忠为车骑大将军。于忠又自认为在新旧君主交替之际有安定国家的功劳，暗示大臣们为自己请求赏赐；元雍等人商议封于忠为常山郡公。于忠又觉得独自受封不妥，就暗示朝廷，让门下省的官员都获得封地。元雍等人不得已，又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昭等人不断上书反对。胡太后命令公卿大臣再次商议，太傅元怿等人上奏说：“先帝去世后，迎接新帝、守卫宫廷，本是臣子的常规职责，不能把这当作功劳。我们之前商议授予于忠封地，只是因为畏惧他的权势，勉强避免他施暴罢了。如果权衡功过，这些人都不该受赏，请陛下追回所有封赏。”崔光也送还了自己的官印和封地。他先后上了十多次奏表，胡太后最终同意。

高阳王元雍上奏弹劾自己，说：“我当初进入西柏堂时，看到政令都由门下省发布，大臣专权、君主政令难行，我明知不对却无法阻止；于忠独断专权，随意生杀，我也不能违抗。于忠谋划杀我，全靠在位大臣坚决反对才得以幸免；我想把于忠调出朝廷，想法还没实施，反而被于忠罢官。我空占职位、白拿俸禄，辜负了陛下的恩宠，请陛下允许我辞官回家，听候司法官员处置。”胡太后因于忠曾保护过自己，没有追究他的罪责。十二月初五（辛丑），任命元雍为太师，兼任司州牧，不久又让他担任录尚书事，与太傅元怿、太保元怀、侍中胡国珍一同在门下省办公，共同处理政务。

十二月十三（己酉），北魏崔亮抵达硖石，赵祖悦迎战失败，关闭城门坚守；崔亮进军包围硖石。

十二月十九（乙卯），北魏孝明帝和胡太后拜谒景陵（宣武帝陵墓）。

这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淮河、泗水都结了冰，修建浮山堰的士兵冻死、饿死的有十分之七八。北魏益州刺史傅竖眼，性情清廉朴素，百姓和獠人都归附他。龙骧将军元法僧接替傅竖眼担任益州刺史，他一向没有治理才能，还贪婪残暴，当地王、贾等世家大族，都被他征召当兵。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百姓任令宗趁众人不满北魏统治，杀死北魏晋寿太守，献城投降梁朝，百姓和獠人纷纷响应；梁朝益州刺史鄱阳王萧恢派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率领三万士兵前去接应。元法僧是元熙的曾孙。

北魏岐州刺史赵王元谧，是元干的儿子，执政残暴。一天，他关闭城门大肆搜捕，抓到人就掠夺财物，用各种酷刑折磨，还无故斩杀六人，全城人都惊恐不安；众人于是大声呼喊，聚集在城门下，元谧登上城楼，拆毁梯子来固守。胡太后派遣游击将军王靖骑马前去安抚城中百姓，百姓打开城门请罪，交出城门钥匙，胡太后于是罢免了元谧的刺史职务。元谧的妃子是胡太后的侄女，元谧到洛阳后，被任命为大司农卿。

胡太后因孝明帝年纪尚小，不能亲自主持祭祀，想代替他举行祭礼；礼官们广泛商议后，认为不可以。胡太后询问侍中崔光，崔光引用东汉和熹邓太后祭祀宗庙的旧例，胡太后非常高兴，于是代替孝明帝主持祭礼。

天监十五年（丙申年，公元516年）

春季正月初一（戊辰朔），北魏宣布大赦，改年号为熙平。

北魏崔亮攻打硖石，久攻不下，曾多次与李崇约定水陆并进，李崇却多次违反约定没有按时赶到。胡太后因将领们行动不一致，任命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率领两千步兵、骑兵赶赴寿阳，另外设立行台（临时行政军事机构），指挥各军，若有违抗命令的，按军法处置。萧宝寅派遣轻车将军刘智文等人渡过淮河，攻占梁朝三座营垒；二月初九（乙巳），又在淮河以北击败梁朝将军垣孟孙等人。李平抵达硖石后，督促李崇、崔亮等人约定日期水陆夹击，众将不敢再违抗命令，作战多次获胜。

梁武帝派遣左卫将军昌义之率领军队救援浮山堰，军队还没赶到，康绚已经击退了北魏军队。梁武帝又派昌义之和直阁王神念沿淮河逆流而上，救援硖石。崔亮派遣将军博陵人崔延伯驻守下蔡（今安徽凤台），崔延伯和另一位将领伊瓮生在淮河两岸扎营。崔延伯取下车轮的外圈，把车辐削尖，将两个车轮对接在一起，用竹子拧成绳索，把车轮连贯起来，一共做了十多道，横在淮河上当作桥，桥的两头安装大辘轳，可随意升降，无法烧毁或砍断。这座桥既切断了赵祖悦的退路，又阻断了梁朝战舰的通行，昌义之、王神念驻守在梁城（今安徽寿县东），无法前进。李平部署水陆军队进攻硖石，攻占了外城；二月二十九（乙丑），赵祖悦出城投降，被斩杀，他的部众全被俘虏。胡太后写信给崔亮，让他乘胜深入梁朝境内。李平部署各将领，水陆并进，进攻浮山堰；崔亮违抗李平的指挥，以生病为由请求撤军，奏表刚递上去就撤军了。李平上奏请求判处崔亮死刑，胡太后下令说：“崔亮擅自决定进退，违背我的战略部署，虽然有小胜仗，怎可免除大罪！但我处理繁多政务，尽量不轻易杀人，可特别准许他将功补过。”北魏军队于是撤军。

北魏中尉元匡上奏弹劾于忠：“于忠趁国家有大丧事（宣武帝去世），独揽朝廷政令，导致裴植、郭祚蒙冤而死，宰相（元雍）被罢黜受辱。他还假传圣旨，任命自己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兼任崇训卫尉，推究他的意图，是想凌驾于君主之上。虽然他后来因保护太后有恩被赦免，但仍应公开处死，请派一名御史到冀州去执行死刑。自去年宣武帝去世后、皇太后亲政前，那些不按正常程序，或由门下省发布诏书，或由中书省宣布敕令，擅自任命官员的行为，虽然已受赦免可免罪，但所授官职都应追回。”胡太后下令说：“于忠已被特别赦免，不应再追究罪责；其他事项按元匡的奏请办理。”

元匡又弹劾侍中侯刚打死羽林卫士。侯刚原本因擅长烹饪担任尝食典御（负责皇帝饮食的官员），任职三十年，因对胡太后有恩，十分专横跋扈，王公大臣都畏惧并依附他。廷尉判处侯刚死刑，胡太后说：“侯刚是因公事拷打他人，意外导致死亡，按法律不应定罪。”廷尉少卿陈郡人袁翻反驳：“‘意外’是指罪行已暴露，犯人隐瞒不招，依法拷问导致的死亡。如今这名羽林卫士，审问时就全部招供，侯刚却喊着要打死他，用刑毫无道理，怎能说是‘意外’！”胡太后于是削去侯刚三百户封邑，罢免他尝食典御的职务。

三月初一（戊戌朔），发生日食。

北魏评定西硖石之战的功劳。三月初四（辛未），任命李崇为骠骑将军，加授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晋升为镇北将军。崔亮和李平在宫中争夺功劳，胡太后改任崔亮为殿中尚书。

北魏萧宝寅驻守淮河堰附近，梁武帝亲笔写信劝诱他，让他袭击彭城（今江苏徐州），许诺将他的祖庙和家属送回北方；萧宝寅把信上奏给北魏朝廷。

夏季四月，梁朝修建的淮河堰（浮山堰）完工，堰坝长九里，底部宽一百四十丈，顶部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坝上种植杞柳树，军队的营垒依次排列在坝上。

有人对康绚说：“长江、黄河、淮河、济水这四渎，是上天用来调节气息的，不能长期堵塞，如果开凿泄洪道向东排水，水流会变得平缓，堰坝就不会损坏。”康绚于是开凿泄洪道向东排水。他又对北魏使用反间计，散布消息说：“梁人最怕开凿泄洪道，不怕野外作战。”萧宝寅信以为真，开山挖了五丈深的沟，开凿泄洪道向北排水，即便如此，淮河水位仍没下降，北魏军队最终撤军。洪水所到之处，淮河两岸数百里内一片汪洋。李崇在硖石戍之间搭建浮桥，又在八公山东南修筑魏昌城，以防寿阳城被淹。百姓分散到高地上居住，洪水清澈，能清楚看到水下的房屋和坟墓。

起初，浮山堰在徐州境内动工，徐州刺史张豹子宣称，自己必定会掌管修堰事务；后来朝廷却派康绚以其他官职来监管修堰，张豹子十分羞愧。不久，朝廷又下令让张豹子听从康绚指挥，张豹子于是诬陷康绚与北魏勾结，梁武帝虽未采信，但还是在堰坝完工后召回了康绚。

胡太后怀念于忠的功劳，说：“怎能因他一次过错就抹杀其他功绩！”于是重新封于忠为灵寿县公，也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北魏元法僧派儿子元景隆率军抵抗张齐，张齐与元景隆在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交战，大败元军，屠杀十多个城邑，随后包围武兴（今陕西略阳）。元法僧环城固守，境内百姓纷纷反叛，元法僧派人从小路向北魏告急。北魏从淮南紧急征召镇南军司傅竖眼，任命他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率领三千步兵、骑兵前去救援。傅竖眼进入益州境内后，转战三天，行军二百多里，九次作战都取得胜利。五月，傅竖眼击杀梁朝梁州刺史任太洪。百姓和獠人听说傅竖眼到来，都十分高兴，沿途迎接拜见他的人络绎不绝。张齐退守白水（今四川青川东北），傅竖眼进入益州州城，白水以东的百姓都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龙兼任关城戍主，梁朝军队攻城时，苟金龙病重，无法部署防务，他的妻子刘氏率领并激励城中百姓，登城抵抗，坚守了一百多天，士兵死伤超过一半。戍副高景图谋反叛，刘氏斩杀高景及其党羽数千人，对剩下的将士，她缩减自己的衣物和饮食，与士兵同劳同逸，将士们都对她既敬畏又拥戴。城外的水井被梁军占领，恰逢天降大雨，刘氏下令拿出官府和私人的布绢、衣服，挂起来接雨，拧干取水，城中所有杂物也都收集起来备用。傅竖眼赶到后，梁军才撤军，北魏朝廷封刘氏的儿子为平昌县子。

六月初三（庚子），梁朝任命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暕为右仆射。王暕是王俭的儿子。

张齐多次从白水出兵侵犯北魏葭萌，傅竖眼派虎威将军强虬进攻梁朝信义将军杨兴起，将其斩杀，重新夺回白水。梁朝宁朔将军王光昭又在阳平战败，张齐亲自率领两万多精锐士兵与傅竖眼交战。秋季七月，张齐的军队大败，逃回白水，小剑、大剑（今四川剑阁附近）等戍所的守军都弃城逃走，东益州重新被北魏占领。

八月初九（乙巳），北魏任命胡国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胡国珍年老，胡太后其实不想让他离京，只是想让他享受地方最高长官的荣誉；最终胡国珍没有赴任。

康绚被召回后，张豹子不再维护淮河堰。九月十三（丁丑），淮河水位暴涨，堰坝溃决，洪水声像雷声一样，三百里外都能听到，淮河沿岸的城戍、村落有十多万人被洪水冲走，葬身大海。起初，北魏担心淮河堰造成威胁，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率领十万大军，准备从徐州出兵进攻堰坝；尚书右仆射李平认为：“不用出兵，堰坝最终会自行溃决。”等到听说堰坝溃决，胡太后十分高兴，重赏李平，元澄于是没有出兵。

九月二十八（壬辰），梁朝宣布大赦。

胡太后多次前往宗室、外戚和功臣权贵的家中，侍中崔光上奏劝谏：“《礼记》规定，诸侯若不是探病、吊丧而进入大臣家中，就被称为‘君臣互相戏谑’。其中没提到王后、夫人，这表明王后、夫人本就没有随意进入大臣家的道理。夫人若父母在世，可回娘家省亲；父母去世后，就派卿大夫代为探望。汉代上官皇后废黜昌邑王时，霍光虽是她的外祖父，且身为宰相，皇后仍在武帐中接见群臣，以显示男女之别。如今皇族子弟不断增多，功臣权贵职位晋升，请求太后临幸的人越来越多，长此以往会成为惯例。希望陛下减少外出巡游，这样天下百姓都会依赖您，万物都会欢欣喜悦。”

任城王元澄因北方边境镇将的选拔越来越不严格，担心敌人趁机侵犯边境，威胁皇家陵墓，上奏请求重视镇将的选拔，加强边防戒备，胡太后下令公卿大臣商议此事。廷尉少卿袁翻提议：“近来边境州郡选拔官员不看能力，只论资历等级。有的任用贪污之人，这些人广设哨所，多派将领；有的任用亲信姻亲；有的接受贿赂、徇私舞弊。他们都没有防御敌寇的心思，只想着搜刮财物。对勇猛的士兵，强迫他们去抢劫；若遇到强敌，士兵就会被俘为奴；若有所俘获，就被将领占为己有。对瘦弱的士兵和老弱之人，只要略懂金属冶炼、草木编织，就被赶到营垒中，从事各种苦役。其他士兵要么在深山伐木，要么在平原除草，往来贩卖货物，在路上随处可见。这些士兵俸禄本就不多，财物也有限，却被官员收取实际的绢帛，只发给名义上的粮食；他们被耗尽体力，却只能穿单薄的衣服，拼命劳作，却只能吃少量的食物，一年四季，再加上疾病，死于沟壑的士兵常常有十分之七八。因此，邻国敌人趁机侵扰我国边境，都是因为边境官员任用不当。我认为从今以后，南北边境各藩镇及所属郡县的府佐、统军直到戍主，都应让朝中大臣王公以下的官员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才，必须选拔有能力的人，不拘泥于资历等级；若被推荐者称职或失职，推荐人也要相应受赏或受罚。”胡太后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到正光末年（公元524年后），北方盗贼四起，最终逼近旧都平城，侵犯皇家陵墓，正如元澄所担忧的那样。

冬季十一月，梁朝交州刺史李畟斩杀交州叛军首领阮宗孝，将其首级传送到建康。

起初，北魏宣武帝修建瑶光寺，尚未完工；这一年，胡太后又修建永宁寺，两座寺庙都在皇宫旁边；她还在伊阙口（今河南洛阳南）修建石窟寺，三处建筑都极尽土木奢华之能事。其中永宁寺最为壮丽，寺中有一座一丈八尺高的金佛像，十座与人身高相当的金佛像，两座玉佛像。寺内建造九层佛塔，挖掘地基时深入地下直达黄泉；佛塔高九十丈，塔顶的塔刹又高十丈，每当夜晚寂静时，塔上的铃铎声能传到十里之外。佛殿的规模如同太极殿，南门如同皇宫的端门。寺内有上千间僧房，装饰的珠玉锦绣，令人惊叹不已。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如此壮丽的塔庙从未有过。

北魏扬州刺史李崇上奏，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已近三十年，明堂仍未修建，太学荒废，城门、宫殿、官署也多有损坏，这不符合继承先帝基业、为天下树立榜样的宗旨。如今国子监虽有学官之名，却无教授之实，这与‘兔丝非丝、燕麦非麦’‘南箕不簸、北斗不斟’（比喻有名无实）有何区别！事务不能同时兴办，必须有所取舍；应停止尚方署（掌管宫廷器物制造）的奢华雕琢，缩减永宁寺的修建工程，减少瑶光寺的建材消耗，分担石窟寺的雕刻劳役，以及暂停其他非紧急的劳役，在春、夏、秋三季农闲时修建明堂、太学等重要设施，让国家礼仪威严彰显，礼乐教化得以推行，这不也是一件美事吗！”胡太后以温和的诏令回复了他，却未采纳其建议。

胡太后热衷于佛教，很多百姓全家都出家当和尚、尼姑。高阳王的属官李玚上奏说：“三千种罪行中，没有比不孝更严重的，不孝之中没有比断绝后代更严重的。怎能纵容百姓违背礼教，肆意满足他们信佛的意愿？有的人父母尚在，却弃家出家，放弃现世的礼仪去追求来世的所谓利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哪有放弃光明正大的政务去信奉鬼神之教的道理！此外，如今南方边境尚未安定，各种劳役仍很繁重，百姓大多是为逃避劳役才出家，若再听之任之，恐怕会丢弃孝道慈爱，家家户户都去当和尚尼姑了。”

佛教都统僧暹等人对李玚称佛教为“鬼教”十分愤怒，认为这是诽谤佛法，哭着向胡太后告状。胡太后责备李玚，李玚辩解：“天称神，地称只，人称鬼。《左传》说‘明处有礼仪音乐，暗处有鬼神’。可见明处的是正大之教，暗处的是鬼神之教。佛本是人，称其为鬼，我认为并非诽谤。”胡太后虽知李玚所言有理，但难以违背僧暹等人的意愿，最终罚李玚一两黄金。

北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请求担任东豫州刺史，以便招降自己的两个儿子（此前投奔梁朝），胡太后不同意，田益宗最终在洛阳去世。

柔然伏跋可汗身体强壮，擅长用兵。这一年，他向西进攻高车，大败高车军队，生擒高车王弥俄突，把弥俄突的脚拴在马身上，拖拽致死，还把他的头骨涂上油漆当作饮酒器具。周边国家中，原先归附柔然后又反叛的，都被伏跋可汗击败消灭，柔然国势再次强盛。

天监十六年（丁酉年，公元517年）

春季正月初九（辛未），梁武帝到南郊祭祀天地。

北魏大乘叛军残余势力再次聚集，突袭瀛州（今河北河间），瀛州刺史宇文福的儿子、员外散骑侍郎宇文延率领家奴和门客抵抗叛军。叛军烧毁官署的斋阁，宇文延冲入火中，抱着宇文福逃出，身体毛发都被烧焦，仍率领众人苦战，叛军最终溃散逃走，宇文延追击讨伐，平定了叛乱。

正月十二（甲戌），北魏宣布大赦。

北魏初期，民间都不使用钱币。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遣铸钱工匠在各地开炉铸钱。百姓若想铸钱，可到官府的铸炉铸造，要求铜料必须精炼，不得掺杂其他金属。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又铸造五铢钱，禁止天下使用不符合标准的钱币。但此后洛阳及各州镇所用的钱币各不相同，商品贸易无法流通。

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认为：“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的钱币，是指‘鸡眼钱’（小而薄的钱）、‘凿边钱’（从钱币边缘凿取铜料后的钱），此外再无其他禁令。如今河西各州通行的钱币都不符合规定，过去却严加禁止，我对此感到疑惑。另外，河北地区既没有新铸的钱币，又禁止使用旧钱，百姓只能用单丝织成的绢、稀疏的布来交易，这些绢布幅面狭窄、尺寸不足，不符合常规标准，还得把整匹布撕成一尺长的小块来应急，白白耗费纺织的辛劳，仍免不了饥寒之苦，这恐怕不符合救济百姓、养育万民的本意。钱币的用途，是用绳子串联，无需借助度量工具，公平简便，确实是便利社会的好方法。请求下令给各地州镇，凡是‘太和五铢’‘永平五铢’以及古代各种钱币中，民间习惯使用且内外完好的，即便大小有差异，都允许流通，价格高低由当地市场自行决定。这样才能让货物在天下流通，公私贸易不受阻碍。至于‘鸡眼钱’‘凿边钱’以及盗铸、将大钱熔铸为小钱、伪造不符合标准的钱币，仍按法律定罪。”北魏朝廷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但河北地区钱币仍然稀少，百姓仍用实物交易，钱币无法在市场流通。

北魏很多人虚报军功以获取爵位。尚书左丞卢同查阅吏部的功勋文书，加以核查，发现虚报官阶的有三百多人，于是上奏：“请求将吏部、中兵二局的功勋簿册汇总，核对奏报的案卷，重新编造两份，一份交吏部，一份留中兵局存档。此外，在军中斩杀敌人、获得一级以上功勋的，立即让行台军司发放凭证，凭证从中竖向撕开，一份交给立功者，一份送门下省，以防伪造。”胡太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卢同是卢玄的族孙。

中尉元匡上奏，请求调取景明元年（公元500年）以来，朝廷内外的考核簿册、吏部的任命文书、中兵局的功勋案卷，以及各类官员的政绩考评记录，想通过这些档案核查虚报官阶、冒领官职的人，胡太后同意了。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反对，认为：“法律忌讳繁琐严苛，治理贵在简洁明了。御史的职责是通过传闻举报查处问题，若听说有虚报功勋、冒领官阶的情况，只需调取相关的某一份簿册，核查虚实，依法惩处即可。怎能调取一整个部门的档案，追查二十多年的旧事？如此追查过错，谁能承受得起！这实在是圣朝应当慎重对待的事。”胡太后于是停止了这一行动。又因元匡的建议多次未被采纳，胡太后担心他辞职，想安抚他，于是加授他镇东将军官职。二月十六（丁未），封元匡为东平王。

三月十五日（丙子），梁武帝下令织官：织锦时不得织仙人、鸟兽的图案，因为裁剪这些图案会违背仁爱宽恕的原则。

三月二十六（丁亥），北魏广平文穆王元怀去世。

夏季四月十八（戊申），北魏任命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梁武帝下诏，认为宗庙祭祀使用牲畜，会妨碍鬼神之道，应改用面粉制作的牲畜替代品。于是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认为宗庙祭祀不用牲畜，等于祖先不再享受血食（古代祭祀用牲畜，称血食），但梁武帝最终没有改变主意。朝中八座高官（尚书令、仆射及五曹尚书）商议后，决定用干肉代替牛犊（一元大武，古代祭祀用的牛犊）。

秋季八月二十（丁未），北魏下诏，让太师高阳王元雍进入门下省居住，参与裁决尚书省的奏事。

冬季十月，梁武帝因宗庙祭祀仍使用干肉，再次商议替代方案，最终用大饼代替干肉，其他祭品都改用蔬菜瓜果。又修建至敬殿、景阳台，设置七座宗庙的牌位，每月中旬两次摆放洁净的祭品。

十月二十八（乙卯），北魏下诏：平城（北京，北魏旧都）的官民中，尚未迁徙到洛阳的，都允许留居原地，其土地房产作为永久产业。

十一月初七（甲子），梁朝巴州刺史牟汉宠反叛，投降北魏。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派遣俟近尉比建等人前往北魏请求和亲，使用对等国家的礼仪（不称臣）。

这一年，梁朝任命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冯道根为人谨慎敦厚、不善言辞，行军时能严格约束士兵；其他将领争相邀功，唯独冯道根沉默不语。他处理政务清廉简约，官吏和百姓都拥戴他。梁武帝曾感叹：“只要冯道根在豫州，就能让朝廷不再惦记着还有这个州（意为他治理得极好，无需朝廷操心）。”

北魏尚书崔亮上奏，请求在王屋山（今河南济源西北）等地开采铜矿铸钱，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此后百姓大多私自铸钱，钱币逐渐变得又薄又小，购买力越来越低。

天监十七年（戊戌年，公元518年）

春季正月初九（甲子），北魏封氐族首领杨定为阴平王。

北魏秦州（今甘肃天水）的羌人发动叛乱。

二月初九（癸巳），梁朝安成康王萧秀去世。萧秀虽与梁武帝是平民时的兄弟，等到成为君臣后，他对梁武帝的恭敬谨慎远超关系疏远的臣子，梁武帝也因此更加看重他。萧秀与弟弟始兴王萧憺尤其友爱，萧憺长期担任荆州刺史，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分一半给萧秀，萧秀坦然接受，也不推辞。

二月二十（甲辰），梁朝宣布大赦。

二月二十五（己酉），北魏宣布大赦，改年号为神龟。

北魏东益州（今四川广元）的氐人发动叛乱。

北魏孝明帝召见柔然使者，指责柔然没有尽到藩属的礼仪，商议依照汉朝对待匈奴的旧例，派遣使者回访柔然。司农少卿张伦上奏，认为：“太祖（北魏道武帝）开创帝业，日夜操劳，无暇顾及远方，才让柔然这伙小人在一方作乱。这也是因为中原多灾多难，朝廷优先处理华夏事务，而放松了对夷狄的管控。高祖（孝文帝）正专注于向南迁都，没来得及北伐柔然。世宗（宣武帝）遵循先帝遗志，对柔然使者只接待不回访。因为当时朝廷圣明、国力强盛，面对敌国，何必畏惧他们而主动示好，又何必有所求而先派使者！如今柔然虽仰慕德行前来，实则是想窥探我国强弱；若派使者前往柔然王庭，与他们结为兄弟之国，恐怕不符合祖宗的意愿。如果事情实在无法避免，应当颁布皇帝诏令，明确君臣上下的礼仪，命令宰相写信，告知他们归顺的道理，观察他们的态度，再根据情况用恩威进退应对，这样才符合帝王的体面。怎能因戎狄部落合并壮大，就轻易破坏国家典礼呢！”北魏朝廷没有采纳张伦的建议。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三月十八（辛未），北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去世。

北魏南秦州（今甘肃成县）的氐人发动叛乱，朝廷派遣龙骧将军崔袭持符节前往安抚。

夏季四月十五（丁酉），北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去世，朝廷追赠他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封号为太上秦公，加授九锡之礼，用特殊的礼仪安葬，赠送的丧葬物品和仪仗卫队极为丰厚。又将胡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迎来，与胡国珍合葬，称皇甫氏为太上秦孝穆君。

谏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称“太上”的，“太上”这一称号不能用于臣子，于是到皇宫上疏陈述意见，侍从们没人敢为他通报。恰逢胡国珍的墓穴挖掘时遇到磐石，张普惠趁机秘密上奏，认为：“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太上’之名是因‘上’（皇帝）而产生的。皇太后用‘令’发布政令，是遵循‘三从’之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堪比古代周文王之母太姒（被列为“十乱”贤臣之一）。如今司徒胡国珍称‘太上’，恐怕违背了皇太后用‘令’从属皇帝‘敕’的本意。孔子说：‘必须先端正名分！’如今选墓时遇到磐石，需要更改占卜的结果，这或许是天地神灵降下的警示，启发陛下的圣心啊。希望陛下停止使用‘太上’这一僭越的称号，以求得清正光明的福分。”

胡太后于是亲自前往胡国珍的宅邸，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广泛商议。王公大臣都迎合胡太后的心意，争相责难张普惠；张普惠随机应变，据理反驳，没人能让他屈服。胡太后派元叉向张普惠传达旨意：“我这样做，是孝子的心意。你所陈述的，是忠臣的道理。大臣们已有定论，你不必再勉强改变我的想法。以后有其他意见，仍可畅所欲言。”

胡太后为太上秦孝穆君（皇甫氏）建造寺庙，其壮丽程度与永宁寺相当。

北魏尚书省上奏，请求恢复向百姓征收绵麻税。张普惠上疏，认为：“高祖（孝文帝）废除大斗、去掉长尺、修改重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减轻赋税。他知道军国事务需要绵麻，所以在征收绢帛时额外加征八两绵，征收布匹时额外加征十五斤麻；百姓因称尺改革所减少的负担，远超过额外缴纳的绵麻，所以乐于缴纳。从那以后，征收的绢帛布匹，尺寸逐渐变长变宽，百姓的怨言传遍朝廷内外。宰相没有追究根源在于绢布幅宽、长度超标，就仓促废除了绵麻税。不久前尚书省因国家用度不足，又想重新征收。这是违背天下百姓的信任，放弃已经颁布的诏令，纠正之前的错误却又犯下新的过失。陛下不想想国库中存有大量大麻，却被群臣私下挪用——为什么呢？因为百姓缴纳的物品，有时每斤多缴百铢（古代重量单位），没听说有关部门依法处罚州郡；有时物品稍有质量问题，就追究户主责任，并牵连里正、党长（基层官员）。因此，国库中的绢帛布匹，超过标准尺寸的很多；大臣们领取俸禄时，都要求绢帛长阔、厚重，没有标准限制，也没听说有人因领取的绢帛超过标准，而退还多余部分给官府。如今若想恢复征收绵麻税，应当先纠正度量衡，明确严格的禁令，不许随意超标，让天下人知道陛下和太后爱护百姓、尊重法律的心意，这样太和年间的善政就能在神龟年间重现了。”

张普惠又因孝明帝喜欢在园林中游玩，不亲自处理朝政，过分推崇佛法，郊祀、宗庙祭祀等事务多委托给有关部门，于是上疏恳切劝谏，认为：“陛下致力于无法验证的佛教功业，在百姓身上耗费巨额财富；减少官员俸禄、削弱国力，供养无所事事的僧人；装饰华丽的佛殿，追求来世的福报。清晨上朝的大臣在宫外叩首等待，而清闲的僧人在宫内游荡，违背礼仪、不合时宜，人心不安。我认为，追求朝夕间的佛教因果、求取久远的福报，不如赢得天下百姓的欢心来侍奉双亲，让天下太平、灾害不生。希望陛下谨慎言行举止，为天下树立榜样，亲自履行郊祀、宗庙祭祀的虔诚礼仪，亲自参加每月初一、十五的朝会，到国子监举行释奠礼（祭祀孔子的礼仪），亲自到籍田（天子象征性耕种的田地）劳作。酌情削减僧寺中非急需的奢华装饰，恢复百官长期被削减的俸禄。已动工的工程务必简约速成，未动工的一律停止。这样，孝道就能感动神灵，道德教化就能光照天下，节俭爱民，官民都会受益。”不久，北魏朝廷下令商议释奠礼的具体仪式，又从此每月初一孝明帝接见群臣，这些都是采纳了张普惠的建议。

张普惠又上表议论时政得失，胡太后和孝明帝在宣光殿召见他，就各项事务逐条责问。

梁朝临川王萧宏小妾的弟弟吴法寿杀人后，躲藏在萧宏的府中。梁武帝下令萧宏交出吴法寿，吴法寿当天就被处死。御史台（南司）上奏，请求罢免萧宏的官职。梁武帝在奏疏上批注：“爱护萧宏是兄弟间的私人亲情，罢免萧宏是帝王的公正法律。所奏准。”五月二十四（戊寅），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被罢免官职。

萧宏自从洛口之战失败后，常常心怀愧疚和愤懑。京城中每当有叛乱发生，往往打着萧宏的旗号，萧宏多次被有关部门弹劾，梁武帝每次都赦免他。一次，梁武帝前往光宅寺，有盗贼埋伏在骠骑航（桥梁名）下，等待梁武帝夜间出来；梁武帝正要出发时，心中有所察觉，于是改从朱雀航经过。事后盗贼被抓获，声称是受萧宏指使。梁武帝哭着对萧宏说：“我的才能比你强百倍，身处皇位还担心难以胜任，你凭什么谋反？我不是不能像汉文帝（诛杀淮南王刘长）那样做，只是可怜你愚蠢啊！”萧宏叩头声称没有此事；这次因藏匿吴法寿，萧宏被罢免官职。

萧宏的奢侈僭越超过规制，聚敛财物没有满足。他的府中有近百间仓库，位于内堂后面，门锁极为严密。有人怀疑仓库中藏有兵器，秘密向梁武帝报告。梁武帝对萧宏的兄弟情谊深厚，对此非常不悦。有一天，梁武帝送丰盛的酒菜给萧宏的爱妾江氏，说：“我要来你家宴饮。”他只带了旧友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往，与萧宏、江氏畅饮。半醉后，梁武帝说：“我今天想参观你的后宅。”随即下令备车，径直前往内堂后面。萧宏担心梁武帝看到仓库中的财物，脸色惊恐。梁武帝更加怀疑，于是逐间仓库检查：每一百万钱堆成一堆，用黄榜标注；每一千万钱装成一库，悬挂紫榜标注，这样的仓库有三十多间。梁武帝与丘佗卿屈指计算，发现钱财有三亿多万；其余仓库中储存着布帛、丝绵、油漆、蜂蜜、粗麻、蜡烛等杂货，只见仓库堆满，不知具体数量。梁武帝这才知道仓库中不是兵器，非常高兴，对萧宏说：“阿六（萧宏排行第六），你的生计真不错！”于是继续痛饮到深夜，举着蜡烛回宫。兄弟间的关系从此更加和睦。

萧宏在京城有几十处府邸，还放高利贷并立下契约：常把田宅、店铺写在契约上作为抵押，到期后，就赶走契约持有人，夺走他们的房产。京城及东部地区因此失去产业的百姓，不止一人。梁武帝后来得知此事，规定抵押契约到期后不得再驱赶夺取房产，这一弊端从此才停止。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昺，向来有风度和魄力，被梁武帝器重，军国大事都与他商议决定。梁武帝任命他为安右将军，监管扬州事务。萧昺认为自己越过亲属担任扬州要职，流泪恳切推辞，梁武帝没有同意。他在扬州任职时，尤其以明断着称，政令严明整肃。

五月二十七（辛巳），梁武帝任命萧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初二（乙酉），又让他以中军将军的本职代理司徒职务。

臣司马光说：萧宏作为将领，却使三军覆没；作为臣子，却涉嫌大逆不道，梁武帝赦免他的死罪已经够了。可在几十天内，又让他担任三公（司徒属三公），兄弟间的恩情确实深厚，但帝王的法律究竟在哪里呢！

起初，洛阳有汉朝设立的《三字石经》（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刻写的儒家经典石碑），虽历经战乱却始终没有损坏。到北魏冯熙、常伯夫相继担任洛州刺史时，拆毁石碑用来修建佛塔和僧舍，石碑于是严重损毁，残存的部分被丢弃在荒草中，僧人和俗人随意取用。侍中兼国子祭酒崔光请求派遣官员看守保护，并命国子博士李郁等人修补残缺部分，胡太后同意了。恰逢元叉、刘腾发动叛乱，此事便搁置了。

秋季七月，北魏河州（今甘肃临夏）羌人却铁忽反叛，自称水池王；朝廷下诏任命主客郎源子恭为行台，率军讨伐。源子恭抵达河州后，严格命令州郡及各军不得侵犯百姓一物，也不得轻易与叛军交战，随后向叛军示以威严和恩德，让他们知道悔改和畏惧。八月，却铁忽等人相继到源子恭处投降，前后不到二十天。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

北魏宦官刘腾，不识字，却多有奸计，善于揣摩他人心意。胡太后因他有保护自己的功劳，将他多次提拔至侍中、右光禄大夫，刘腾于是干预朝政，收受贿赂为他人求官，没有不成功的。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担任定州刺史时，以贪婪放纵闻名。等到他被罢官回京，胡太后下诏说：“元琛在定州，只没把中山宫（当地宫殿）搬回来，其余财物无所不掠，怎么能再任用他！”于是元琛被废黜在家。元琛便请求做刘腾的养子，贿赂刘腾的金银财宝数以万计。刘腾替他向胡太后求情，元琛得以兼任都官尚书，后出任秦州刺史。恰逢刘腾病重，胡太后想在他生前让他显贵。九月初一（癸未朔），任命刘腾为卫将军，加授仪同三司。

北魏胡太后因天象有变化（古人认为天象异常对应人间灾祸），想让崇宪高太后（此前被废为尼）承担灾祸。九月二十六（戊申）夜，高太后突然去世；冬季十月十五（丁卯），按照尼姑的礼仪将她安葬在北邙山，谥号为顺皇后。百官穿着单衣、戴着邪巾（非正式礼帽）送葬到墓地，葬礼结束后就脱下丧服。

十月二十三（乙亥），梁武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

北魏胡太后派遣使者宋云和僧人惠生前往西域求取佛经。司空任城王元澄上奏说：“过去孝文帝迁都洛阳，规定在城内只允许设置僧寺、尼寺各一座，其余都设在城外；这是因为僧人与俗人归宿不同，想让僧人在尘世之外清净居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沙门统惠深开始违背之前的禁令，从此诏令形同虚设，私自请求建寺的人越来越多，如今都城内的寺庙超过五百座，占据掠夺的民房，几乎达三分之一，屠户、酒馆等污秽场所，与寺庙相邻混杂。过去代北有法秀的谋反，冀州有大乘教的叛乱。太和、景明年间的制度，不仅是为了区分僧人与俗人，更是为了防微杜渐。从前如来（释迦牟尼）宣讲佛法，多在山林之中，如今这些僧人却留恋城市，正是因为被利欲诱惑，无法自我克制，这都是佛教中的糟粕，是佛祖的害群之马，佛教戒律不容许，国家法律也应共同摒弃。我认为都城内尚未建成且可迁移的寺庙，应全部迁到城外；僧人不满五十人的小寺，合并到较大的寺庙；外地各州也照此标准执行。”朝廷下诏采纳，但最终未能实施。

这一年，北魏太师元雍等人上奏说：“盐池是上天的宝藏，滋养众生。先帝为此设立禁令，并非要与百姓争夺利益，而是因为盐池之利源于自然，若取用没有章法，有的被权贵独占，有的被附近百姓吝啬把持，贫苦百姓远道而来，却完全无法获取。因此设置主管官员，让他们裁决监管，兼顾强弱，务必使各方都能得到相应利益。征收十分之一的盐税，自古以来就有，目的是让远近百姓税负公平，公私都适宜。等到甄琛上奏请求废除禁令后，绕池居住的百姓尉保光等人擅自独占盐池；要说他们设置的障碍和禁令，比官府还严苛，盐的取用和定价全由他们决定。请求依照先帝的制度，重新对盐池实行禁令，这样更为便利。”朝廷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