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白话版 汉纪二十六 （公元前5年－前3年）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

春天正月，天空中出现了彗星，划过牵牛星区域。

当时，丁氏和傅氏家族的人骄横奢侈，他们都看不惯傅喜为人恭敬节俭。而且傅太后想给自己加上尊贵的称号，和汉成帝的母亲享有同等尊荣。傅喜和孔光、师丹都坚决反对这件事。汉哀帝既不想违背大臣们的正确意见，又被傅太后施加压力，一直犹豫不决，拖了好几年。傅太后非常生气，汉哀帝没办法，只好先免去师丹的官职，想以此让傅喜改变态度。但傅喜始终不肯妥协。朱博和孔乡侯傅晏勾结在一起，共同谋划让傅太后获得尊号的事，他们多次私下觐见皇帝，呈上奏章，诋毁傅喜和孔光。丁丑日，汉哀帝下诏书免去傅喜的官职，让他以侯爵身份回家。

御史大夫这个官职被废除后，很多人议论说，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从天子称号到小官吏名称，都和古代不一样，只改三公的官职，职责难以划分清楚，对治理国家没什么好处。于是朱博上奏说：“以前的规矩是，选拔郡国里政绩优秀的太守、国相升任中二千石的官职，再从中二千石官员里选任御史大夫，在御史大夫任上表现好的就升为丞相，这样官职高低有序，才能显示对皇帝的尊崇，重视丞相的地位。现在有的中二千石官员没做过御史大夫就直接当丞相，权力太轻，不利于国家政务。我觉得大司空这个官职可以取消，重新设置御史大夫，恢复以前的制度。我愿意尽力当好御史大夫，做百官的表率！”汉哀帝同意了。这年夏天四月戊午日，重新任命朱博为御史大夫。又让丁太后的哥哥阳安侯丁明担任大司马、卫将军，并设置属官；大司马的称号也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傅太后还亲自下诏给丞相和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讨好下属，欺骗皇帝，和以前的大司空师丹一起背叛朝廷，违抗命令，败坏宗族，不应该再参加朝会，让他回封国去吧。”

丞相孔光，在汉哀帝还是太子时，就因讨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和汉哀帝有了矛盾，后来又多次违背傅太后的意思。因此，在朝为官的傅氏族人就和朱博互相配合，一起诋毁孔光。乙亥日，汉哀帝下诏书免去孔光的官职，让他成为平民。任命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他为阳乡侯；让少府赵玄担任御史大夫。在殿堂上举行任命仪式时，突然响起像钟鸣一样的巨大声音，在殿中值班和站在台阶下的官吏都听到了。汉哀帝就这件事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和李寻。李寻回答说：“这就是《洪范》里说的‘鼓妖’现象。按照过去的解释，这是说皇帝听不进正确意见，被人迷惑，让徒有虚名的人得到晋升，就会出现有声音没形体，不知道声音从哪里来的情况。相关记载说：‘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一年、一月、一日的中间时段，执政大臣就会受到影响。’现在是四月，时间在辰时和巳时之间，正好符合‘中’的说法。执政大臣，就是指丞相和御史大夫这样的官员。应该罢免丞相和御史大夫，来顺应上天的警示。就算现在不罢免，不出一年，他们自己也会遭遇灾祸。”扬雄也认为：“‘鼓妖’现象，是皇帝听政失误的象征。朱博这个人性格强硬，很有心机和谋略，适合做将军，不适合当丞相，恐怕会招来大祸。”但汉哀帝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

朱博当上丞相后，汉哀帝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书说：“定陶共皇这个称号，不应该再用‘定陶’。尊共皇太后为帝太太后，住在永信宫；尊共皇后为帝太后，住在中安宫；在京城为共皇修建陵寝和宗庙，规格比照汉宣帝父亲悼皇考的标准。”这样一来，四位太后各自设置少府、太仆等官职，官员的俸禄都是中二千石。傅太后得到尊号后，更加骄横，跟太皇太后说话时，甚至叫她“老太婆”。当时丁氏和傅氏在一两年内迅速得势，家族里有很多人做了公卿、列侯。不过汉哀帝没有给他们太大的实际权力，不像汉成帝在位时王氏家族那么有权势。

丞相朱博和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之前高昌侯董宏最先提出给傅太后上尊号的建议，却被关内侯师丹弹劾，最后被罢官成为平民。当时国家还在为汉成帝服丧，把政务委托给师丹处理，师丹不认真思考尊崇尊号的重要意义，反而乱说一通，贬低尊号，损害孝道，没有比这更不忠的行为了！陛下仁爱圣明，明确确定了尊号，董宏因为忠孝重新被封为高昌侯；师丹的恶行非常明显，虽然他受到赦免，但不应该再拥有爵位和封邑，请陛下把他罢免为平民。”汉哀帝批准了这个奏请。他们又上奏说：“新都侯王莽以前担任大司马的时候，不懂得尊崇尊号的重要性，贬低尊号，损害孝道，应当公开处死。幸好他受到赦免，但也不应该再拥有爵位和封邑，请陛下把他罢免为平民。”汉哀帝说：“因为王莽和太皇太后有亲属关系，就不罢免他了，让他回封国去吧。”还有平阿侯王仁因为窝藏赵昭仪的亲属，也都被打发回封国。

很多人觉得王氏家族受了冤枉。谏大夫杨宣给皇帝上密奏说：“孝成皇帝非常重视宗庙传承，称赞陛下品德高尚，认为陛下能承接天命，他的决策深远，对陛下的恩德深厚。想想先帝的心意，难道不是想让陛下继承皇位，好好侍奉太皇太后吗？太皇太后已经七十岁了，多次经历悲伤的事，还下令王氏亲属退避，给丁氏、傅氏让路，连路人看到都感动得流泪，陛下难道不应该有所触动吗？陛下有时候登高远望，难道面对汉成帝的延陵，心里不会感到愧疚吗！”汉哀帝被这番话深深打动，重新封成都侯王商的次子王邑为成都侯。

朱博又上奏说：“汉朝过去的惯例是设置部刺史，他们官职低但奖赏丰厚，所以大家都积极办事、乐于进取。之前废除刺史，改设州牧，州牧的俸禄是真二千石，地位仅次于九卿；九卿有空缺，就从政绩好的州牧里选拔；但能力一般的州牧就只是勉强守住职责而已。这样下去，恐怕工作成效越来越差，违法乱纪的事情也管不住。我请求废除州牧，重新设置刺史，恢复原来的制度。”汉哀帝同意了。六月庚申日，帝太后丁氏去世，汉哀帝下诏让她归葬在定陶共皇的陵园，征调陈留、济阴等附近郡国五万人，负责挖掘墓穴和填土。

当初汉成帝在位的时候，齐地有个叫甘忠可的人伪造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到了重大变革时期，应当重新接受天命，并把这些教给渤海人夏贺良等人。中垒校尉刘向弹劾甘忠可借助鬼神欺骗皇帝、迷惑众人；甘忠可被关进监狱，认罪后，还没判决就病死了。但夏贺良等人继续私下传播这些内容。汉哀帝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向皇帝推荐夏贺良等人，他们都在黄门等待皇帝召见。夏贺良多次被召见，他对汉哀帝说：“汉朝国运中途衰落，应当重新接受天命。汉成帝没有顺应天命，所以才没有子嗣。现在陛下长期生病，灾异现象频繁出现，这是上天在发出警告。应该赶紧更改年号和帝号，这样才能延长寿命，生下皇子，灾异也会消失。如果得到天命却不施行，灾祸就会不断，洪水会泛滥，大火会燃起，百姓将遭受灾难。”汉哀帝长期生病，希望这样做能有效果，就听从了夏贺良等人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把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年，自己称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把计时的漏刻改为一百二十度。

这年秋天七月，把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一带作为汉哀帝的陵墓所在地，不迁徙郡国的百姓到那里。

汉哀帝更改年号一个多月后，病情还是老样子。夏贺良等人又想胡乱更改政策，大臣们纷纷反对。夏贺良等人上奏说：“大臣们都不懂天命，应该罢免丞相和御史大夫，让解光、李寻辅佐朝政。”汉哀帝觉得他们说的话没有应验，八月下诏说：“待诏夏贺良等人建议更改年号、帝号，增加漏刻度数，说这样能让国家长治久安。我对这些说法不够坚定，错误地听从了他们的话，希望能给百姓带来福气，结果什么好的应验都没有。有了过错却不改正，那才是真正的过错！六月甲子日发布的诏书，除了赦令以外，其他内容全部废除。夏贺良等人违反正道、迷惑众人，他们的奸诈行为必须彻查到底。”于是把夏贺良等人都关进监狱，处死了。李寻和解光被免去死罪，减罪一等，流放到敦煌郡。

因为一直生病，汉哀帝把以前废除的所有神灵祠庙共七百多所全部恢复，一年里祭祀的次数达到三万七千次。

傅太后一直对傅喜怀恨在心，她让孔乡侯傅晏暗示丞相朱博，让他上奏请求免去傅喜的侯爵。朱博和御史大夫赵玄商量这件事，赵玄说：“傅喜的事之前已经有了结论，现在再这么做，恐怕不合适吧？”朱博却回答：“我已经答应孔乡侯了。普通人之间相互约定，尚且能为对方拼死效力，何况是为了皇上呢！我朱博唯有以死相报！”赵玄听了，只好同意。朱博担心单独弹劾傅喜太过明显，刚好之前大司空汜乡侯何武也因为犯错被免职遣回封国，情况和傅喜类似，于是就一并上奏说：“傅喜、何武之前在位时，对治理国家没什么贡献，现在虽然已经被免职，但他们所受的爵位和封土，并不应该拥有，请求将他们都贬为平民。”

汉哀帝知道傅太后向来怨恨傅喜，怀疑朱博和赵玄是受太后指使，就立刻召赵玄到尚书台询问情况，赵玄承认了实情。汉哀帝下诏，让左将军彭宣和朝中大臣共同审问。彭宣等人上奏弹劾说：“朱博、赵玄、傅晏的行为都违背道义，对皇上不恭敬，请求将他们召到廷尉的监狱中治罪。”最终，汉哀帝将赵玄的死罪减三等；削去傅晏四分之一的食邑户数；派谒者拿着符节召丞相朱博到廷尉处，朱博无奈之下自杀，他的封国也被撤销。

九月，汉哀帝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天十月甲寅日，又将平当升任为丞相；因为正值冬季，就暂时先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同时，任命京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

汉哀帝想让丁氏和傅氏家族的人担任重要的武职。这一年，他下诏书免去左将军淮阳人彭宣的职务，让他以关内侯的身份回家，然后任命光禄勋丁望代替彭宣担任左将军。

乌孙的卑爰疐侵犯匈奴西部边境，匈奴单于派兵反击，杀死卑爰疐数百人，俘虏一千多人，还赶走了大量牲畜。卑爰疐非常害怕，就派儿子趋逯到匈奴当人质，单于接受了。之后，单于把这件事报告给汉朝。汉朝派使者责备单于，要求他送回卑爰疐的儿子。单于只好听从诏令，把人质送了回去。

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春天正月，汉哀帝立广德夷王的弟弟刘广汉为广平王。

癸卯日，帝太太后居住的桂宫正殿发生火灾。

汉哀帝派使者召见丞相平当，想要封他爵位。但平当病重，没有应召前往。他的家人劝他说：“难道不能勉强起来接受侯爵之印，为子孙谋点福利吗？”平当却回答：“我担任这么高的职位，已经因为白拿俸禄、没尽到职责而感到愧疚了。如果现在勉强起来接受侯爵之印，然后回家卧床而死，那就是罪上加罪。我现在不起来接受，才是真正为子孙着想啊！”于是，他上书请求退休，汉哀帝没有批准。三月己酉日，平当去世。

天空中在河鼓星附近出现了彗星。

夏天四月丁酉日，王嘉被任命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嘉看到当时的政策过于严苛急切，各郡国的太守、国相频繁更换，就上书给汉哀帝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成就功业的关键在于选拔人才。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古代继承王位的诸侯，要选拔像先贤一样贤能的人。就算不能完全做到贤能，天子也会为他们挑选臣子、任命卿来辅佐。诸侯在自己的封国里，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受到尊重，这样士人和百姓才会归附。这样一来，教化得以推行，治理的功业也能建立。现在的郡守权力比古代诸侯还大，过去选拔人才时，贤才很难得，所以就提拔那些可用之人，有的甚至是从囚徒中选拔出来的。以前魏尚因事获罪被囚禁，汉文帝听了冯唐的话，派使者拿着符节赦免他的罪过，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都很忌惮他。汉武帝把韩安国从囚徒中提拔出来，任命为梁国内史，使得国家内部得以安定。张敞担任京兆尹时，犯了罪应当免职，狡猾的官吏知道后故意冒犯他，张敞就把这些官吏抓起来杀了。这些官吏的家人喊冤，使者复查案件，弹劾张敞滥杀无辜，汉文帝要逮捕张敞，但没有真正执行，后来赶上张敞被免罪；张敞逃亡十几天后，汉宣帝征召他，任命他为冀州刺史，最终发挥了他的才能。以前的皇帝并非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看重他们的才能对国家有用。汉文帝时期，有些官吏在一个职位上干到子孙长大，甚至以官职为姓氏，像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官吏的后代；当时俸禄二千石的高级官吏也都安心做官、乐于尽职，这样上下之间相互信任，没有敷衍了事的想法。后来情况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下的官员相互督促得越来越紧，而且政策也多次改变，司隶和部刺史检举弹劾的都是些细小的过错，还喜欢揭露别人的**，有些官吏上任几个月就被调走，官员交接时，路上到处都是人。能力一般的官吏只求勉强保住职位，能力差的官吏内心惶恐、只顾自身安危，一心谋求私利的人越来越多。二千石的官员越来越不受重视，官吏和百姓都轻视他们，有的人抓住他们的小过错，夸大其词变成大罪，向刺史、司隶报告，或者上书告发。百姓们知道这些官员地位不稳，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有反叛之心。之前山阳的逃犯苏令等人四处作乱，官吏和士兵面对危难，没有愿意为忠义而死的，这就是因为太守、国相的威严和权力早就被削弱了。孝成皇帝对此感到后悔，下诏书说，二千石的官员不再被随意判定为故意放纵罪犯，还派使者赐给他们黄金，安抚他们。这确实是因为国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还要依靠二千石的官员来解决问题；只有二千石的官员受到尊重、地位稳固，才能指挥得动下属。孝宣皇帝爱惜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有时有奏章弹劾他们，就把奏章留在宫中，等到大赦时一并解除罪名。按照惯例，尚书很少把奏章下发，因为怕给百姓带来麻烦，一旦查证、逮捕、审讯，有的人甚至会死在狱中，所以奏章上必须有‘敢告之’这样的字才会下发。希望陛下在选拔贤才上多用心，记住他们的优点，忘掉他们的过错，宽容对待臣子，不要对他们求全责备。俸禄二千石的官员、部刺史、三辅地区的县令中，有才能、能胜任职务的人，难免会有一些过失，应该宽容对待，让那些愿意尽心尽力的人得到鼓励。这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对国家有利。之前苏令造反时，朝廷想派大夫去追查情况，当时却发现没有合适的大夫可以派遣，只好召见眜厔县令尹逢，任命他为谏大夫派去处理。现在朝中真正有才能的大夫太少了，应该提前培养那些有潜力的人，这样士人在国家遇到危难时才会不惜牺牲生命去报效。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匆忙寻找人才，这可不是朝廷应有的做法。”王嘉还趁机推荐了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有能力的官吏萧咸、薛修等人，这些人以前都是俸禄二千石且有好名声的官员，汉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用了这些人。

六月，汉哀帝立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刘闵为鲁王。

因为汉哀帝的病情一直没好，冬天十一月壬子日，他让太皇太后下诏书，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的祭祀，停止在长安南郊和北郊的祭祀活动。汉哀帝自己也没办法亲自到甘泉和河东祭祀，就派有关官员去办理祭祀事宜。

无盐县的危山，有土自己隆起，覆盖在草地上，看起来像驰道一样；另外，瓠山的一块石头也翻倒后立了起来。东平王刘云及其王后谒亲自到石头那里祭祀，还让人仿照瓠山立石的样子雕刻了一块石头，捆上茅草，一起祭祀。河内人息夫躬和长安人孙宠商量说：“这可是谋求封侯的好机会！”于是，他们和中郎谷师谭一起通过中常侍宋弘向朝廷报告，揭发了这件事。当时汉哀帝正生病，对很多事情都很忌讳，就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逮捕了王后谒，关进监狱审问。王后谒供认说：“祭祀是为了诅咒皇上，希望刘云能当上天子，因为石头立起来，是当年汉宣帝兴起的征兆。”有关部门请求处死东平王，汉哀帝下诏，将东平王刘云废黜，流放到房陵。刘云自杀，谒和她的舅舅伍宏，以及汉成帝的舅舅安成共侯夫人放，都被公开处死。这件事还牵连到御史大夫王崇，他被贬为大司农。孙宠被提拔为南阳太守，谷师谭被任命为颍川都尉，宋弘、息夫躬都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春天正月，发生大旱。

关东地区的百姓无缘无故惊慌奔走，手里拿着一根草秆或麻秆，互相传递，说是“行西王母筹”。路上相遇的人，多的时候达到上千人，有的人披头散发、光着脚，有的人夜里砸开城门，有的人翻墙而入，有的人乘车骑马狂奔，还通过驿站传递。这些情况经过了二十六个郡国，一直传到京城，根本无法禁止。百姓们还在里巷、田间小路上聚集，摆上博具，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一直到秋天才停止。

汉哀帝想封傅太后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为侯，尚书仆射平陵人郑崇进谏说：“孝成皇帝封五个亲舅舅为侯时，天空变成赤黄色，大白天昏暗，太阳中间出现黑气。孔乡侯是皇后的父亲，高武侯是因为担任三公而被封，他们被封还有些缘由。现在无缘无故又要封傅商，这会破坏制度，违背天意人心，对傅氏家族也不是好事！我愿意以性命担保，不能这么做！”说着，郑崇拿着诏书站起来。傅太后大怒，说：“哪有做天子的，反而被一个臣子控制的道理！”

二月癸卯日，汉哀帝还是下诏书封傅商为汝昌侯。

驸马都尉、侍中云阳人董贤深受汉哀帝宠爱，外出时董贤和汉哀帝同坐一辆车，回宫后董贤在汉哀帝身边侍奉，汉哀帝赏赐给他的财物累计达万万钱，董贤的尊贵轰动了朝廷。董贤常常和汉哀帝一起睡觉。有一次白天睡觉，董贤的头压住了汉哀帝的袖子，汉哀帝想起床，但董贤还没睡醒，汉哀帝不想惊动他，就用刀割断袖子后才起身。汉哀帝还下诏，让董贤的妻子可以登记名字进入宫殿，住在董贤的住所。又召董贤的妹妹入宫，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昭仪、董贤和他的妻子早晚都在汉哀帝身边侍奉。汉哀帝任命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还下诏让将作大匠在北阙下为董贤建造豪华的宅第，宅第有多重殿堂，大门宽敞，土木工程极其精巧。汉哀帝把武库中的兵器、宫中最珍贵的宝物都赏赐给董贤。挑选东西时，最好的都给了董氏，皇帝自己用的反而是次一等的。甚至东园制作的棺木、珍珠短衣、玉制的殓服，都提前赏赐给了董贤，各种东西应有尽有。汉哀帝还让将作大匠在义陵旁边为董贤建造坟墓，墓内设有便房，用坚硬的柏木围成椁墙，墓外修了道路，陵园围墙周长数里，大门、了望楼等非常气派。

郑崇因为董贤过于受宠而上谏，因此更加得罪了汉哀帝，多次因为工作上的事被责备。他脖子上生了毒疮，想辞职回家，但又不敢。尚书令赵昌为人谄媚，向来忌恨郑崇，他知道郑崇被汉哀帝疏远，就上奏说：“郑崇和他的宗族往来密切，怀疑有奸情，请陛下查办。”汉哀帝责问郑崇：“你家门口人来人往像集市一样，为什么还要阻止我封赏董贤？”郑崇回答说：“我家门口虽然人多，但我的心像水一样清澈。希望陛下能调查核实！”汉哀帝听了大怒，把郑崇关进监狱。司隶孙宝上书说：“我调查尚书令赵昌弹劾郑崇的案子，发现郑崇被审讯拷打，都快死了，却始终没有承认任何罪名，路上的百姓都为他喊冤。我怀疑赵昌和郑崇之间有一点小矛盾，就不断进谗言陷害他。像郑崇这样身处宫禁、掌管机密的近臣，却遭受冤枉和诽谤，这对国家的损害很大，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小。我请求查办赵昌，以平息众人的不满。”汉哀帝看了奏章后下诏说：“司隶孙宝讨好下属、欺骗皇上，在春天这个应该宽容的季节进行诋毁欺诈，以满足他的奸恶之心，是国家的败类。将孙宝免职为平民。”郑崇最终死在了狱中。

二月丁卯日，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汉哀帝一直想封董贤为侯，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侍中傅嘉便劝哀帝修改息夫躬、孙宠告发东平王刘云的奏章，删掉宋弘的名字，改说此事是通过董贤上报的，想用这个功劳给董贤封侯。哀帝照做后，先赐董贤、息夫躬、孙宠三人关内侯的爵位。过了不久，哀帝打算正式给他们封侯，但又忌惮丞相王嘉反对，就先让孔乡侯傅晏拿着诏书给丞相、御史大夫看。

王嘉和御史大夫贾延见状，联名上密奏劝阻：“陛下刚赐董贤等三人爵位时，百姓就议论纷纷，都说董贤受宠，其他人也跟着沾光，到现在流言还没平息。陛下若还想继续厚待董贤等人，应该公开他们最初上报事件的奏章内容，召集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共同讨论，参考古今事例，明确这样做是否合理，然后再封侯赐地。不然，恐怕会大失民心，让天下人失望非议。要是公开讨论，肯定有人会说该封，到时候陛下就有理由决定是否封赏。即便天下人不满，责任也不会只落在陛下一人身上。之前定陵侯淳于长封侯时，也经过朝议，大司农谷永支持封他，最后众人把责任归咎于谷永，先帝才没独自承受指责。我和贾延才能平庸，若明知陛下心意却不迎合，最多不过丢官；之所以冒死进谏，实在是想报答陛下的厚恩。”哀帝没办法，只好暂时搁置封侯之事。

这年夏天六月，汉哀帝尊帝太太后傅氏为皇太太后。

秋天八月辛卯日，哀帝突然下诏书严厉斥责公卿大臣：“从前楚国的子玉得臣势力强大，晋文公为此坐立不安；近代汲黯识破淮南王的谋反阴谋。如今东平王刘云竟敢图谋弑君，这都是因为你们这些朝廷重臣，没能尽心竭力、明察秋毫，把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幸亏祖宗保佑，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人及时发觉并上报，才让逆贼伏法。《尚书》说‘要用奖赏彰显善行’，现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关内侯。”同时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的儿子郑业为阳信侯。息夫躬得宠后，频繁入宫议论政事，说话毫无顾忌，还上书大肆诋毁公卿大臣。众人都怕他的毒舌，见了他都敢怒不敢言。

哀帝派宫中宦官多次从武库中调取兵器，送给董贤和自己的乳母王阿。执金吾毋将隆上书反对：“武库兵器是国家公共财产，用于国防，制作和修缮都用的是大司农的经费。大司农的钱，连陛下日常开销都不能动用，赏赐费用都从少府支出。这是为了分清公私，表明正道——不能用国家储备满足私人需求，不能让百姓负担奢靡浪费。古时候，诸侯只有得到征伐授权，才会被赐予兵器；汉朝边疆将领因抵御外敌，才能获赐武库兵器，都是因职务所需。按《春秋》大义，私家不能私藏兵器，这是为了抑制臣下的威势。如今董贤不过是靠谄媚得宠的弄臣，王阿只是陛下乳母，却拿国家兵器供他们私用，这是损害国家威严，纵容私人势力。百姓的血汗钱花在弄臣身上，国家兵器交到小人手里，这会助长骄奢僭越之风，无法给天下树立榜样。孔子说‘三家大夫竟敢用天子礼乐，这有什么可容忍的！’恳请陛下收回兵器。”哀帝听了很不高兴。不久，傅太后派宦官低价购买执金吾府中的八名官婢，毋将隆又上奏：“价格太低，应该按市场价重算。”哀帝于是下诏斥责：“毋将隆身为九卿，不能匡正朝廷过失，反而为价格小事和太后争执，有伤风化！念他以前曾提出过安邦定国的建议，贬为沛郡都尉。”原来汉成帝末年，毋将隆任谏大夫时，曾建议把定陶王（即汉哀帝）召入京城，所以哀帝念及旧情，从轻发落了他。

谏大夫鲍宣上书直言：“陛下应该还记得，孝成皇帝在位时，外戚专权，他们安插亲信充斥朝廷，堵塞贤路，搅乱天下。他们奢侈无度，百姓却穷困潦倒，以至于日食频发，彗星四现，这些亡国征兆您亲眼见过。可如今的乱象，比那时更严重！

“现在百姓有‘七亡’：阴阳失调，水旱成灾，此为一亡；官府赋税繁重，此为二亡；贪官污吏假公济私，此为三亡；豪强地主巧取豪夺，此为四亡；繁重徭役耽误农时，此为五亡；盗贼劫掠，此为六亡；部落争斗，百姓逃亡，此为七亡。‘七亡’就算了，还有‘七死’：被酷吏殴打致死，此为一死；司法严酷冤死狱中，此为二死；无辜受冤致死，此为三死；盗贼横行丧命，此为四死；仇杀致死，此为五死；灾年饿死，此为六死；瘟疫病死，此为七死。百姓面临‘七亡’却毫无生路，‘七死’却无法保全性命，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国家安宁、刑罚搁置，怎么可能？这难道不是公卿、郡守贪婪残暴造成的吗？这些大臣身居高位，却只顾着谋取私利、豢养门客，把苟且逢迎当贤能，把尸位素餐当智慧，反而觉得我这样直言进谏的人愚蠢。陛下把我从民间提拔上来，难道只是想让我享受荣华富贵，而不是真正为国家出力吗？

“天下是上天的天下，陛下上为天子，下为百姓父母，受天命治理万民，本应一视同仁。可如今贫民连饭都吃不饱，衣不蔽体，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实在令人痛心！陛下若不拯救他们，他们还能指望谁？为什么陛下只偏爱外戚和宠臣董贤，赏赐他们数以万计的钱财，让他们的奴仆、门客都跟着暴富？这绝不是上天的本意！

“还有汝昌侯傅商，毫无功劳却被封侯。官爵不是陛下私人之物，而是天下公器。陛下随意封官授爵，却想让天下人心悦诚服，谈何容易？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巧言令色迷惑众人，这种奸雄不及时罢黜，必将危害天下。那些年幼不懂经术的外戚子弟，也应该让他们专心学习。恳请陛下速速召回前大司马傅喜，让他约束外戚；重新重用何武、师丹、孔光、彭宣、龚胜等贤才，他们德才兼备，定能辅佐陛下。陛下之前因一时不忍罢免这些贤才，让天下人失望。如今陛下能容忍这么多无功之人，为何就容不下这些忠臣呢？治理天下，应该顺应民心，不能只图自己一时痛快！”鲍宣言辞虽然激烈，但哀帝念他是名儒，并未惩罚他。

匈奴单于上书，请求在五年后来汉朝朝见。当时哀帝正生病，有人进言：“匈奴地处黄河上游，来朝可能带来不祥；黄龙、竟宁年间，单于来朝后，都发生了大事。”哀帝犹豫不决，询问公卿意见，众人都认为单于来朝耗费巨大，不如拒绝。单于使者准备离开时，黄门郎扬雄上书劝谏：“《六经》治国，重在防患于未然；兵家取胜，贵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两个道理看似细微，却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如今单于主动请求朝见，我们贸然拒绝，恐怕会与匈奴结怨。匈奴自五帝、三王时代就难以臣服，绝不能轻易与他们交恶。

“从秦朝说起，秦始皇何等强大，蒙恬何等威风，也只能靠修长城抵御匈奴；汉初高祖率三十万大军，却被困平城；高皇后时，匈奴出言侮辱，只能委婉周旋；汉文帝时，匈奴骑兵直逼甘泉宫，京城震动；汉武帝时，虽派卫青、霍去病远征，打得匈奴求和，但他们始终不肯称臣。历代先帝难道是愿意耗费巨资、劳民伤财，只为在大漠逞一时之快吗？不过是深知不经历一时辛劳，就换不来长久安宁，所以才不惜一切代价，只为消除边患。到了汉宣帝时期，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归降称臣，即便如此，朝廷也只是采取羁縻政策，并未强制控制。此后，匈奴想朝见就欢迎，不想来也不勉强，因为匈奴天性凶悍，难以感化，和好更是难得。

“如今单于主动示好，想亲自入朝，这是历代先帝梦寐以求的局面，即便耗费些钱财，也是值得的。怎能用‘不吉利’这种借口拒绝，断绝往来？一旦结怨，匈奴心怀怨恨，背弃旧约，与汉朝为敌，到那时再想威慑、劝谕都难了，这难道不是大祸吗？明智的人能预见隐患，聪慧的人能察觉危机，若能提前防范，就能避免战争和灾祸。而且，当年朝廷耗费巨资经营西域、设置都护府，难道是怕康居、乌孙越过沙漠进犯吗？不过是为了制衡匈奴。百年经营，一旦放弃，岂不可惜？恳请陛下重视边疆隐患，不要因小失大！”

扬雄的奏章呈上后，汉哀帝有所醒悟，召回匈奴使者，重新回复单于同意其朝见，并赏赐扬雄五十匹布帛、十斤黄金。单于尚未启程便生病，再次派使者请求次年朝见，哀帝应允。

董贤日益受宠，丁氏、傅氏家族嫉妒其恩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密谋谋取辅政之位。恰逢单于因病未能来朝，息夫躬趁机上奏称：“单于本应十一月入塞，却以病为由推辞，恐有变故。乌孙两昆弥势弱，卑爰疐强盛，向东勾结单于并派遣儿子侍奉，恐怕会联合吞并乌孙。乌孙若被吞并，匈奴势力壮大将危及西域。可让归降的胡人假扮卑爰疐使者上书，借天子威严责令单于送还人质，再将奏章内容泄露给匈奴使者知晓，此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之计。”

奏章呈上后，哀帝召见息夫躬，并召集公卿、将军商议。左将军公孙禄反对道：“我朝向来以威信怀柔夷狄，息夫躬却主张用欺诈手段，提出背信弃义的计谋，不可采纳。况且匈奴仰仗先帝恩德，守卫边疆臣服汉朝，如今单于因病无法朝贺，遣使说明情况，并未失臣子之礼。我公孙禄敢担保，有生之年绝不看到匈奴成为边疆隐患！”息夫躬反驳道：“我为国家深谋远虑，力求在事变萌芽前谋划，为万世基业考虑，而公孙禄却只想以有限的寿命保证眼前所见。我与他观点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哀帝称“说得好”，遣散群臣，单独与息夫躬商议。

息夫躬趁机提议：“灾异频繁出现，恐怕将有非常变故，可派大将军巡视边境军队，整饬武备，斩杀一名郡守以立威，震慑四夷，借此应对灾异。”哀帝认可，询问丞相王嘉意见。王嘉反对道：“治理百姓靠行动而非空言，回应天意需靠实情而非文饰。百姓虽卑微，尚且不可欺骗，何况上天神明，岂可欺瞒？上天显示灾异，是为了警示君主，使其觉悟改正，推诚行善，如此方能民心悦服、顺应天意！辩士只见片面现象，随意牵强附会星象历法，虚构匈奴、乌孙、西羌的灾难，谋划发动战争，设置权宜之计，这并非顺应天道之举。郡守有罪，自会疾驰赴京，束手就死，恐惧如此，而空谈者却想制造危局，不过是口舌之快，实在不可听从。议论政务最担忧的，就是谄媚、阴险、诡辩、严苛之人。从前秦穆公不听百里奚、蹇叔之言，导致兵败，后来悔过自责，厌恶误国之臣，思念老成之言，才名垂后世。恳请陛下借鉴古代教训，反复参考，不要以先听到的话为主观判断！”哀帝拒不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