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任务是记录会议要点和最终确定的名单。我拿起笔,认真地记录着每一个名字。这些名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可能是街上的混混,整天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也可能只是平时有些小偷小摸行为,但没有被抓起来的内控对象,还有就是内控的再犯案的刑释人员和没有收网的地痞流氓。
突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上——赵卫东。他曾经在我所在的居委会豆腐店里干杂工,那个小伙子平时看起来还算老实,脸上总是带着憨厚的笑容,但没想到他竟然把同在豆腐店的女青年肚子搞大了。
更何况,赵卫东还是刑释人员,属于累犯。按照这次“严打”行动“从重从快”的原则,他此次恐怕是凶多吉少。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一阵寒意从心底升起,手中的笔也微微颤抖。
会议结束后,我拿着记录好的名单,心情格外沉重。走出派出所,已经是子夜时分,街道上的路灯昏黄地亮着,那微弱的光芒仿佛在为那些即将被抓捕的人照亮最后的“自由之路”。我不知道,在这个夜晚,有多少人的命运将被彻底改变,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随意拨弄。
随着“严打”行动的深入开展,我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繁忙。除了整理会议记录和名单,我还负责整理审讯笔录的初稿。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让我内心备受煎熬的工作。
每天,我都会收到从各审讯室送来的审讯记录。那些嫌疑人有的声泪俱下地辩解,话语中满是悔恨与委屈;有的则试图隐瞒真相,眼神闪躲。
我清晰地记得某个嫌疑人是如何详细地描述自己的经历,那些细节仿佛就在眼前,他颤抖的声音、紧张的表情,都如同电影画面般在我脑海中不断放映。然而,当我将他们的辩解整理成初稿时,却发现自己的记录与原始版本有了很大的不同。
语气被强化了,原本模糊不清的地方被“坐实”了。那些口供,似乎都被刻意地迎合着“从重从快”的基调。
我感到一种职业性的崩溃,我只是一个誊抄员,一个被要求抄写着“被需要的事实”的工具。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我开始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公正,是否真的符合法律的初衷。法律的天平,在这一刻,似乎失去了平衡。
后来,我清楚的记得,在一次行动中,我随队去清点一处作为“流氓窝点”被查封的舞厅。这处舞厅是由一家电影院改建而成的,白天,里面空无一人,寂静得有些可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
晚上,舞厅里几十个青年男女挤进来参加活动,大厅舞台上,穿着性感时尚的漂亮舞女扭动着身姿,弄姿摆腚,一众男女在舞厅里拼命地吼唱,热闹非凡,音乐声、呼喊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
走进舞厅,一股香味刺鼻的香水味扑面而来,那是香精和汗水的混合味道,让人有些窒息。小包间内相继安了门锁。
当我随着大家进入时,电源没有被完全切断,一盏霓虹灯牌在窗外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红蓝光交替映照在满是脚印的地板和我的脸上,如同无声的警灯,渲染出一种超现实的、令人想入非非的氛围。
我在舞厅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高跟鞋,那精致的鞋跟和亮丽的颜色,与这略显杂乱的舞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走进小包间,里面堆满了不少空酒瓶,地上还有一些杂乱的纸屑。这些物品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曾经的喧嚣与荷尔蒙的肆意飞扬,当晚,所有在舞厅的相关人员悉数被带回派出所审查。然而如今,它们却成了“罪证”,成了判定这里进行“流氓活动”的依据。
我站在舞厅中央,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什么是“流氓活动”?什么是正常的青年娱乐?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又是由谁来界定的呢?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制定政策的官员,还是眼前这些群情激愤、喊着打倒“流氓”的群众?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似乎一切都被简单地贴上了标签,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就像这个舞厅,昨天还是年轻人的娱乐场所,今天就成了罪恶的渊薮。
几天后的时光悄然流转,这座城市迎来了一场盛大且庄重的公审大会,地点选在了开阔的市体育广场。
公审当日,阳光洒在广场的每一寸土地上,可广场上早已被熙熙攘攘的人群填满,人山人海的景象蔚为壮观。人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各种不同的光芒,他们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心愿——亲眼见证这场庄严的审判。
而我,有幸作为参会人员,静静地坐在观众区域。目光缓缓投向台上,只见法官们表情严肃而又不失慷慨激昂。他们挺直了脊梁,以洪亮且铿锵有力的声音,逐字逐句地宣读着一个个被告人的不当行径。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千钧之力,敲击在人们的心头。
再看那些站在台上的年轻人,他们被挂上了标示身份的牌子,原本乌黑的头发被剃去,露出青涩的头皮。他们神情麻木,有的眼中还带着深深的惊恐,就这样呆呆地伫立在台上,好似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已然丧失了所有的抗争之力。他们的眼眸中,满是恐惧与迷茫,如同置身于无尽的黑暗深渊,宛如迷失在黑暗之中的羔羊,找不到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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